北京中年抗癌手记：从北京到休斯敦，终迎肺癌治愈希望！-出国看病-盛诺一家

我本是个强壮、健康，不抽烟、不喝酒，非常注重锻炼的人。直到现在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不能接受我怎么会和癌症扯上关系？从北京到休斯敦，这是我的真实抗癌史。

2018年年初，我在一次体检中查出CEA值升高到29（正常参考值应是5）。那时我工作太忙加之又没有任何症状，就没有放在心上，继续工作出差、甚至想靠加强锻炼把病“压”下去。

三个月以后，我又到医院检查，这时才发现CEA已经升高到85了，这让我有点慌了。终于被太太“拉去”做了全身CT检查，结果一出，我们两人都愣住了：右肺中叶发现肿瘤占位。

凭借仅有的医学知识，我也明白医生口中的“占位”就是肿瘤，来不及多想，当天医生就安排我做了活检，“（右中肺）低分化腺癌”，至此，肺癌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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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突然降临，当时我脑子出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大意让我放松了对肿瘤的警惕，表面看似健康的身体造成了假象。经历过这一次，我会提醒身边的人，50岁以后一定要重视防癌体检，有条件要做低剂量CT检查，因为，癌症对谁都不会网开一面。

突发的病情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让我整个人发蒙，但想到年迈的父母、相濡以沫的妻子、还在上大学的女儿，我知道自己绝不能倒下。我必须像个战士一样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接下来，我做了胸部增强CT和脑部核磁共振，判断肿瘤有没有向身体其他地方转移，还好脑部没有发现转移瘤，但是右肺门和淋巴结发现了转移。医生最终的判断是肺腺癌Ⅱ期，结果还不算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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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以后，我就在医生的安排下开始了培美曲塞+顺铂的化疗。化疗可能是很多癌症患者的噩梦，失眠、发寒发热、肠胃不适，这些症状很快让我变得很虚弱，太太每天带着精心烧好的饭菜送到医院，问我：难受吗？我说：难受，但我还能吃饭。

疾病，让我们从意气风发的职场精英变得衣衫不整、面如土色、颓废不堪，这种落差是每一位癌症病人都要面对的考验，我想告诉病友们的是，心理的压抑和身体的痛苦都不要硬扛着，我们要学会接受改变，和家人一起积极地应对抗癌的每一天。

化疗的同时，我进行了基因检测，拿到结果那天我和太太挺高兴，因为我被发现有EGFR21基因突变，这说明对抗肺癌这个“敌人”，我手中还有靶向药可做“武器”。

同时，我们非常清楚肺癌是多么凶险，为了争取更好的医疗条件、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我开始研究国外的肺癌治疗，家人对我的想法很支持。在我化疗期间，太太帮我联系去美国看病的各项手续。一天，她兴冲冲地对我说：定了，咱们去休斯敦。

三周左右我和太太踏上了飞赴休斯敦的航班。俯视着万米高空下更加壮阔的大地万物，我对这次赴美之行充满忐忑、也充满期待。

休斯敦，全美第四大城市，位于美国南部，夏长冬短，气候很像我们的广东。它以能源、航空工业和运河闻名世界，近几年，休斯敦医疗中心更成为了全球重病患者的聚集地，而中国病人数量在国际患者中并不在少数。

我和太太到休斯敦的第二天，就在当地海外陪同翻译的带领下来到了我们所预约的这家癌症中心，说是医院却更像一家五星级酒店，这里音乐环绕、设施齐全，配备着图书馆、小礼拜堂、纪念品商店、餐厅等等。医院里志愿者们忙碌地帮患者送上问候和免费的饮品，而谁能想象他们曾经也是这家医院的癌症病人。

每次约见医生需要预约诊室，患者不必去各科室奔波，而是不同科室的医生来与患者沟通。我的首诊医生是一位内科医生Dr.B，早在我来美以前，他已经详细研究过我的病历。他给我的建议是进行PET-CT检查，评估目前病情和治疗的情况。

几天后，我拿到的PET-CT结果喜忧参半。喜的是，通过化疗我的肺门淋巴结有缩小迹象，说明化疗有效；忧的是，我的锁骨下面发现了一个病灶，而Dr.B判断这不是新发病灶，而是已经存在一段时间的肺癌转移灶。

由此，诊断发生变化，我的病情由肺癌Ⅱ期“变”成了Ⅲb期。这不得不让我有些沮丧，但很快我就镇定下来，事实已经无法改变，我必须配合医生为自己寻找治疗之路。

几天后，再次见到Dr.B，在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和放疗科医生、外科医生共同研究我的病情。

Dr.B对我说：“我和我的治疗团队研究认为，虽然肺门的淋巴结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但是肿瘤原发病灶并没有缩小，因此，我们认为此前化疗的效果并不理想。现在，我们建议你采用同步放化疗的治疗方案，然后再根据病情变化，看是否有手术的机会。”

美国医生的话打开了我新的认知，接下来化疗医生和放射科医生向我详细介绍了治疗方案：放化疗需要同步进行，三周一次化疗，同时配合每天的放疗。

化疗无需住院，只需三到四个小时，门诊就能完成。在治疗期间，我出现了轻微的头晕、食道吞咽有困难的情况，医生帮我开了对应的药物，帮助我缓解不适。

两个月以后再次检查，我收获了惊喜的疗效：散在的小淋巴结几乎全部消失，中等和大的肿瘤都有很大程度的缩小。Dr.B告诉我，经过与外科医生、放射科医生的会诊，他们认为我可以进行手术，并且通过这种联合治疗的方式，他们认为我有很大机会可以获得治愈。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和太太感到振奋不已，曾经让我们一家绝望的肺癌，将很有可能永远成为我们的“手下败将”。

手术安排在一个多月以后，很幸运，手术非常成功，术后四个小时我就在护士的帮助下下床活动了，术后恢复中除了一些咳嗽，我没有其他症状。Dr.B也感叹：“你恢复得不错！”那时，我在心里庆幸自己多年来锻炼的好体魄和乐观的心态，让我在这场抗癌战斗中有了十足的底气。

结束治疗，我按照美国医生的建议，吃靶向药进行巩固。回国前，正逢2019年的新年，我们和休斯敦治疗的病友们一起庆祝新年，远在异国他乡，同胞们聚在一起除旧迎新，这种重获康复即将与家人团聚的感觉太好了！

回顾这一年多的经历，可以说我为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更是我对家庭做的努力！现在，我早已从几十年如一日的繁忙工作中抽身，经历大病的坎坷，我们一家人越发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刻。

本案例转诊顾问

庄时利和

盛诺一家广州公司负责人

日本北海道大学神经科学硕士

科普大V、丁香医生签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