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癌症不再意味着“绝症”，当“生存十年”变成常态，这个时代或许正在到来。
10月28日，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发布《2025癌症进展报告》摘要，其中披露：
从1991年至2023年，美国总体癌症死亡率下降34%，超450万人免于癌症死亡。
从2011年至2023年，美国总体癌症死亡率平均每年下降1.54%；其中，男性年均下降1.81%，女性年均下降1.33%。
截至2025年1月1日，美国境内约有1860万名确诊过癌症的“幸存者”，这一数字预计到2035年将突破2200万。
2011-2023年，美国总体癌症死亡率平均每年下降1.54%（男性1.81%，女性1.33%）（来源：AACR官网）
这意味着：美国已经进入“癌症可长期生存”的时代。这背后，不只是药物创新，更是一场横跨科研、医保、公共卫生的系统工程。
美国为什么能做到？而中国，又面临哪些挑战？
从“治病”到“控癌”：美国抗癌的三大支柱
1.科技驱动：从靶向到免疫，科研投入撑起创新速度
美国抗癌成果的根基，是科研投入的厚度。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每年预算约480亿美元，其中近一半投向医学研究。其下属的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是世界上最大、最持续的肿瘤科研资助机构，2024财年预算约为76亿美元，专门用于癌症基础科学、临床研究和预防项目。
此外，像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梅奥诊所（Mayo Clinic）等顶级医疗机构，每年自筹和外部科研经费加起来动辄超过10亿美元。
如MD安德森在2023年用于癌症研究的预算达约12亿美元，Dana-Farber的科研投入超过6亿美元。
MD安德森癌症中心，2023年癌症研究预算12亿美元
这种级别的长期投入，直接催生了“高产量创新”——
过去十年，美国FDA每年批准的抗癌新药平均15-20个；仅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就有20个全新抗肿瘤疗法和8个新适应证获批。
换句话说：美国的癌症进步并非“奇迹”，而是巨额投入下的理性产出。
当基础研究与临床创新形成闭环，死亡率下降就成为必然结果。
2.公共卫生的支撑：从“治”到“防”，控烟和早筛的长期红利
美国癌症死亡率下降的另一半功劳，属于公共卫生。
AACR报告显示，吸烟率下降贡献了约三分之一的整体癌症死亡率下降。1980年代，美国成年吸烟率接近30%，如今已降至12%；青少年吸烟率几乎归零。CDC（美国疾控中心）长期通过税收、包装警示、社区宣传和无烟立法，让控烟成为社会共识。
与此同时，美国的癌症筛查体系覆盖全国：
结直肠癌筛查率超过70%，避免了79%的潜在死亡；
宫颈癌筛查+HPV疫苗几乎“消灭”了宫颈癌；
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的早筛项目均常态化入医保。
1975-2020年间，美国因筛查和癌前病变切除而避免的死亡比例（来源：AACR官网）
这些“低科技、高回报”的公共卫生措施，是死亡率持续下降的“安静力量”。
在美国，抗癌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公共治理的结果。
3.生存者医学的兴起：从“治愈”到“长期带病生存”
当幸存者超过1860万，癌症管理的逻辑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美国已把“Survivorship Medicine（幸存者医学）”纳入主流体系。
大型癌症中心设立“幸存者门诊”与专职团队；
Medicare（老年医保）与商业保险覆盖复查、康复、心理咨询、职业重返服务；
NCI建立“癌症幸存者数据库”，追踪复发、毒性与生活质量；
社会组织提供长期心理与经济援助。
Survivorship Medicine（幸存者医学）
这些制度让“活下来”不再是终点，而是“第二人生”的起点，美国社会对癌症的认知，也从“绝症”变为“慢性病”。
为什么美国能做到？投入决定产出！
很多人会问：美国的奇迹靠什么？
答案其实只有四个字——舍得投钱。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美国医疗卫生支出长期占GDP的17%左右（2023年约4.5万亿美元）；
其中癌症相关支出约占医疗总支出的7%-8%，即每年约3000亿-3500亿美元；
其中科研投入（含政府、非营利组织、制药企业）总额接近1000亿美元/年。
举例而言：
仅NCI每年资助的癌症研究项目就超过5000个；
Dana-Farber作为哈佛系统的附属癌症中心，其研究经费超过哈佛大学医学院总预算的三分之一；
FDA专设“肿瘤学卓越中心（OCE）”，拥有独立审评机制与科学顾问委员会。
（来源：摄图网）
这种“科研—审批—医保—社会”多维联动，是美国抗癌体系的最大护城河。
投入与产出之间，形成了稳定的正反馈：科研资金多→创新药多→患者生存期延长→数据回馈科研→再促进药物开发。
这就是为什么，从1991年到2023年，美国癌症死亡率下降了34%，生存率仍在持续上升。
对比国内：进步显著，但结构性短板仍然明显
1.医疗卫生投入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与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约7.1%（2023年），虽然近年提升明显，但仍不到美国的一半。
更重要的是，其中用于科研的比例偏低——我国医药研发投入约占GDP的0.2%，远低于美国的0.8%-1%。
癌症研究资金的来源高度集中在国家项目和极少数大型基金会，科研院所与医院之间的合作度不高，创新药物研发周期长、原创性弱。
因此，国内抗癌药物中约70%以上仍依赖引进或仿制。
多款知名进口药告别国内市场（来源：财经视频）
2.体系问题：集中化与不均衡并存
中国的顶尖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城市和三甲医院，全国的肿瘤诊治、科研、临床试验几乎都“挤”在北上广深。
这带来两个后果：
基层可及性差：县级医院缺乏筛查、影像、病理能力；
资源过载：三甲医院门诊拥挤，一个医生日均接诊上百人，患者平均就诊时间仅几分钟。
此外，多学科会诊（MDT）覆盖率不足。
AACR报告中强调的“多学科决策”在中国仍然主要局限于大中心医院。而美国社区医院甚至具备远程MDT机制，使每位患者都能获得系统评估。
3.防控薄弱：筛查和控烟的差距仍然巨大
中国男性吸烟率仍超50%，整体吸烟率达26.6%，居世界高位；
HPV疫苗接种率仅约25%；
乳腺癌、宫颈癌、结直肠癌筛查率普遍低于30%；
结直肠镜等检查仍需患者自费。
美国成人与青少年吸烟率变化（2011-2024）
（来源：AACR官网）
换句话说，中国的防癌体系仍在“救治端”发力，而不是在“源头端”阻断。
这也是为何我国癌症五年生存率虽已升至40%多，但仍远低于美国的约70%。
结语：
美国用三十年的持续投入，换来了癌症死亡率年均下降1.5%、近2000万幸存者的现实。
这不是奇迹，而是科学、制度与投入的共同产物。
对中国而言，我们正在全力追赶，有望迎来类似的“黄金十年”。
但真正的胜利，从来不只是技术的超越，更是亟待体系的成熟——让每一个患者，无论身在何处，都有机会活得更久、更好！
参考来源：
1.AACR. 2025 Cancer Progress Report (Executive Summary), 2025.
2.NIH & NCI Budget Data, 2023–2025 Fiscal Years.
3.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Annual Report, 2023.
4.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Research Funding Statement, 2024.
5.World Bank, WHO Global Health Expenditure Database, 2023.
6.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2024》
7.国家癌症中心：《中国癌症统计年报（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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