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选择正确的赛道，再选择优秀的企业。”
——这是投资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有人说是“股神”巴菲特说的。
（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事实上这句话是否出自巴菲特本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种优秀企业家共同遵循的决策逻辑：真正决定最终结果的，往往不是执行，而是第一次战略选择。
企业如此。人生如此。面对重大疾病，同样如此。
然而，绝大多数肿瘤患者确诊后的第一反应，却恰恰相反。他们最先想到的是：
去哪家医院？
找哪位专家？
有没有最新的药物？
能不能用上最先进的设备？
这些问题当然都重要，但它们都不是第一步。真正应该先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第一次医疗决策，应该放在哪里？
不同国家之间，癌症治疗存在显著差异
国际上，评价一个国家癌症诊疗整体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是癌症5年生存率。
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癌症生存率国际比较研究——CONCORD-3，对71个国家和地区、约3750万名癌症患者进行了长期比较。研究发现，同一种癌症，在不同国家，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概率可能相差20多个百分点。
例如，2010-2014年确诊的乳腺癌患者，美国5年净生存率达到90.2%，而印度仅为66.1%。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国家的优势并不相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北欧国家在多数癌种上长期处于世界前列；而日本、韩国则在胃癌、结直肠癌、食管癌等部分消化道肿瘤上表现尤为突出。
各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也呈现出相似趋势。
例如：
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癌症5年相对生存率约为43.7%；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SEER数据库则显示，美国癌症5年相对生存率达到70.5%；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发布的日本5年净生存率则为66.2%；
印度暂无全国性的统一权威数值，来自泰米尔纳德邦Dindigul地区癌症登记研究的数据显示，其癌症5年生存率约为29%。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国癌症登记体系、统计口径和纳入人群存在一定差异，各国官方数据更适合反映本国癌症防治水平的发展趋势；跨国横向比较，则主要参考采用统一统计方法开展的国际研究。
换句话说，我们不必纠结小数点后的差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一个事实：不同国家，能够提供的癌症诊疗能力，确实存在差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一位医生，而是一种医疗能力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国外医生更厉害。
但如果答案只是医生，那么这种差异就不会长期稳定地出现在覆盖数千万患者的国际统计中。
真正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某一位医生，而是医生背后所在国家的医疗能力：
批准了哪些创新药？
拥有多少高水平癌症中心？
是否建立了成熟的多学科诊疗（MDT）体系？
是否能够开展先进的病理诊断、分子检测和精准治疗？
患者是否有机会进入全球领先的临床试验？
以药物为例：由加拿大专利药品价格审查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数据，比较了82种于2009-2017年获批的新型肿瘤药物，截至2018年第四季度、在不同国家上市销售的比例：
美国为84%、德国为79%、英国为74%、日本为60%……不同国家之间差异较明显，甚至有的国家只有2%、5%。
具体如下图所示：
（来源：IQVIA MIDAS数据库）
这些，都不是某一位专家个人能够决定的。专家只能决定如何选择；而国家决定有什么可以选择。
这两句话，看似只有一字之差，却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企业家对此应该并不陌生。一家优秀企业的CEO，可以把管理做到极致。但如果企业进入了一个错误的赛道，再优秀的管理能力，也很难创造长期价值。
因此，真正优秀的企业家，总是先思考战略，再思考执行。
肿瘤治疗，同样如此。
很多患者第一步就在寻找最好的医院。其实，更应该先思考的是：哪里、哪个国家拥有更适合自己的医疗能力？
国家决定的，不只是治疗发生在哪里，更决定了患者未来能够拥有多少种治疗可能性。
真正拥有选择能力的人，是怎样决策的？
2017年，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的妻子杨佩珠被确诊为一种罕见恶性肿瘤——鼻腔鼻窦未分化癌。
新加坡本身拥有亚洲领先的医疗体系，杨荣文夫妇也完全有能力获得当地最优质的医疗资源。但最终，他们选择前往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接受治疗。
后来，杨荣文本人公开分享了妻子的治疗和复查情况，并公开感谢参与治疗的医疗团队。这些信息均可通过公开报道查证。
新加坡媒体报道前外长夫人在美治疗鼻腔癌
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前“韩国首富”、三星集团第二任会长李健熙。
他在韩国不缺优越的医疗资源和照护，但当遭遇肺部恶性肿瘤，仍然选择前往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治疗，并于2000年接受手术。
2005年，他又曾前往复查。
（来源：东亚日报）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他们“去了美国”，更不是“MD安德森一定最好”，而是他们的决策顺序——面对复杂且罕见的疾病，没有先比较某一种药物，也没有先寻找某一位专家。
他们思考的是：
全球范围内，哪里拥有治疗这种疾病最成熟的经验和最丰富的资源？
然后，在那个国家选择医院。
再由医院组织最适合的专家团队。
最后制定治疗方案。
这个顺序，与很多患者恰恰相反。
很多患者，是从医院开始；而真正拥有充分选择能力的人，往往是从医疗能力开始。
写在最后：
企业家都知道，真正重要的决策，从来不是在既定条件下寻找答案，而是在一开始，就进入一个拥有更多可能性的环境。
肿瘤治疗也是如此。
医院重要；专家重要；药物重要；设备重要——但它们都属于后续决策。真正决定后续所有选择空间的，是第一次医疗决策。
对于肿瘤患者来说，这一步通常体现为国家的选择。
因为国家决定的，不只是治疗发生在哪里，更决定了患者未来能够拥有多少种治疗可能性。
这，就是肿瘤就医的第一性原理。
（来源：摄图网）
参考来源：
1. Allemani C, et al. Global surveillance of trends in cancer survival 2000–14 (CONCORD-3). The Lancet, 2018.
2.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癌症生存率研究（2019—2021）》及相关公开数据。
3.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Cancer Statistics 2026.
4. National Cancer Center Japan（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全国癌症登记相关统计。
5. OECD. Access to Oncology Medicines in EU and OECD Countries.
6. George Yeo（杨荣文）公开发言及《The Straits Times》等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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