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多名癌症患者涌上美国国会山：争取更多临床试验机会

如果750多名癌症患者、癌症幸存者和家属一起走上美国国会山，他们最想争取什么？

更便宜的抗癌药？更多医保支持？

答案中有一项，可能会让不少中国癌症患者意外：他们要求国会帮助患者，更容易地参加临床试验。

9月14日，美国癌症协会癌症行动网络（ACS CAN）组织来自全美各地的750多名癌症患者、幸存者和倡导者齐聚华盛顿，推动癌症研究及相关立法。其中一个重要诉求，就是减少经济、地域等障碍，让更多癌症患者有机会参加临床试验。

美国癌症患者聚集国会山（来源：ACS CAN官网）

这与很多中国患者的第一反应形成鲜明反差。

盛诺一家经常听到患者问：

• “临床试验是不是拿病人当小白鼠？”

• “是不是正规治疗都没办法了，才去试新药？”

• “如果分到安慰剂组，会不会耽误治疗？”

但在美国，不少癌症患者担心的恰恰是另一件事：有没有一个真正适合我的临床试验？我还有没有资格入组？

为什么中外有这么大的认知差异？

今天已经成为标准治疗的很多抗癌药——靶向药、免疫治疗、ADC、CAR-T——在正式获批以前，都曾经是临床试验里的“新疗法”。

临床试验也并不是让医生拿一种完全未知的药，在患者身上“碰碰运气”。一种新疗法进入人体研究以前，需要经过临床前研究；进入临床后，还有明确的研究方案、严格的入组标准、伦理审查、知情同意和持续的安全监测。

对于患者来说，临床试验一个很现实的价值是：可能在一种新药正式上市之前几年，就获得使用它的机会。

以CAR-T细胞疗法为例：

• 美国首次获批是在2017年；

• 国内首次获批是在美国获批四年后——2021年；

• 而一位盛诺一家转诊的晚期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则是在2017年美国获批前、就在美国哈佛系统医院参加临床试验用到了这一疗法；治疗10天后，脖子上的巨大肿块几乎消失不见。

个性化制备的CAR-T药物（患者实景照片）

对还有成熟标准治疗的患者，临床试验也许只是众多选择之一。但对于已经对标准治疗耐药、患有罕见肿瘤，或者缺乏有效靶向药的患者而言，临床试验可能就是下一条治疗路径。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顶尖癌症中心，临床试验并不一定是“所有办法都用完以后”的最后一步。

很多时候，从治疗早期开始，医生就会同时考虑两件事：

• 现在最好的标准治疗是什么？

• 以及——有没有一个正在开展的临床试验，可能更适合这个患者？

中国患者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参加临床试验，会不会被分到安慰剂组，白白耽误治疗？

事实上，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明确指出，在癌症治疗临床试验中，单独使用安慰剂并不常见。

原因很简单。如果一种癌症已经存在明确有效的标准治疗，让患者停止有效治疗、只接受安慰剂，通常并不符合伦理要求。

很多肿瘤随机对照研究真正比较的是新方案 vs 现有标准方案；或者标准治疗+新药 vs 标准治疗+安慰剂。

也就是说，即使试验里存在安慰剂，也通常不意味着患者会失去原本应该接受的标准治疗。

与此同时，一些临床试验本身就是单臂研究，没有随机对照组。

所以真正需要问清楚的，不是“临床试验有没有安慰剂”这么简单，而是：怎么分组？是否随机？对照组接受什么？有没有安慰剂？如果退出试验，下一步怎么办？

这些都应该在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之前解释清楚。

临床试验不是做小白鼠，而是医患共同决策

（来源：MD安德森官网）

另一个常见说法是：参加美国临床试验完全免费？

这也不准确。通常情况下，研究药物以及一部分因为研究额外增加的检查，可能由试验申办方承担，对患者免费。

这对于动辄价格昂贵的新型抗癌药来说，确实可能极大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但不是整个治疗免费。患者原本就需要接受的医生问诊、标准治疗、影像检查、住院等，仍需要自行承担。

所以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临床试验既可能让患者提前获得尚未上市的新疗法，也可能免除昂贵的研究药物费用；但它不是“完全免费”。

据盛诺一家既往患者服务经验，到美国成功入组临床试验的患者，平均每个月的医疗花费可能在6000美元左右。（数据仅供参考）

临床试验能不能真正成为一种治疗选择，首先取决于一个地方有没有足够多的研究资源。

美国在这一点上拥有明显优势。

截至2026年9月，以“Cancer”为条件检索ClinicalTrials.gov数据库时显示，全球登记的癌症相关研究共约12万项，其中美国开展的约5万项，占比超过40%。

需要说明，这些数字包括不同阶段、不同状态的研究，并不代表全部都正在招募患者。但它至少能说明：全球癌症临床研究资源中，美国占据非常高的比重。

如果进一步看美国顶尖癌症中心，这种优势更加明显。

以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为例，其公布的2025财年数据显示，一年开展了1579项临床试验，超过1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患者参与。

MD安德森癌症中心2025财年临床试验数据

（来源：MD安德森官网）

这意味着，一名患者来到这样的癌症中心，医生面对的可能不仅是指南里的几个标准方案。他还可能同时知道：医院里现在正在进行的众多研究中，有没有一项恰好适合这个患者。

对于国际患者而言，美国还有一个现实优势：一些大型癌症中心拥有成熟的国际患者服务体系，多数临床试验也允许符合条件的海外患者参加。

相比之下，不同国家对国际患者参与临床试验的政策差异很大。英国、日本等国家的一些研究，会受到居民身份、医疗体系、语言以及具体研究规定的限制。

美国并不是唯一允许国际患者参加临床试验的国家。但庞大的研究数量、密集的顶尖癌症中心，以及成熟的国际医疗服务体系，使它长期成为全球癌症患者寻找临床试验机会的重要目的地。

中国患者真正容易忽视的一点是：临床试验并不是想什么时候参加，就什么时候参加。

每一项研究都有非常具体的入组和排除标准：

• 癌种不符合，不行；

• 分期不符合，不行；

• 基因突变不符合，不行；

• 接受过某一种药，可能不行；

• 血象、肝肾功能、心肺功能或者体能状态不达标，同样可能无法入组。

这也是为什么，临床试验不能只在“已经没有办法了”的时候才开始考虑。

很多患者会把它理解成最后一张牌：标准治疗一线、二线、三线都失败以后，实在没有办法，再看看国外有没有试验。但到了那个时候，患者可能已经经历多线治疗，身体状况明显下降，甚至因为既往用药史失去了某个研究的资格。

结果是：试验找到了，人却已经进不去了。

所以更合理的做法，不是“走投无路以后再找”，而是从整个治疗过程中，就提前知道全球还有哪些潜在选择。

• 现在最好的方案是什么？

• 如果这一步失败，下一步怎么办？

• 目前有哪些针对自己癌种和分子特征的研究？

• 其中哪些入组条件，可能因为现在的一次治疗选择而受到影响？

这些问题越早考虑，患者未来可以保留的选择往往越多。

癌症倡导者进入国会办公厅督促立法

（来源：ACS CAN）

这也是海外肿瘤二诊和临床试验匹配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不是简单搜索一个临床试验编号，而是把患者的病理、分子检测、影像、既往治疗、身体状况等信息放在一起，让真正熟悉相关疾病和临床研究的医生判断：现在应该继续标准治疗，还是已经值得争取一个临床试验？

盛诺一家曾服务过一位IV期肺腺癌患者“老梁”。

他在国内检查时，没有发现可以使用靶向药的明确基因突变。赴美来到MD安德森后，他先接受标准治疗，一度取得不错疗效，但之后疾病再次进展。

重新进行基因检测后，医生发现他携带EGFR 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

在当时，这类突变还缺乏成熟获批的针对性靶向药。就在治疗选择越来越少的时候，MD安德森正在开展一项针对这类患者的新型靶向药临床试验，而老梁符合入组条件。

接受试验药物治疗后，约两个月的影像显示，肿瘤缩小约50%。

这款药后来自身的研发道路并不顺利。但对当时的老梁而言，这项研究确实给了他一个标准治疗之外的新选择。

前《凤凰周刊》主编、作家师永刚的经历也很有代表性。

2012年，他被确诊为罕见的肾上腺皮质癌，在国内被判“最后生存期”后赴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治疗。

在十余年的抗癌过程中，他经历过多次复发、转移、手术和放疗，也曾3次参加新药临床试验。

2019年，他在医生指导下停止抗肿瘤药物治疗，此后多年未再出现肿瘤复发。

不能简单地说“临床试验治好了师永刚”。一个癌症患者能够获得长期生存，往往是手术、放疗、药物、肿瘤本身的生物学特征，以及一次次正确治疗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临床试验确实成为了他整个长期治疗路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梁与师永刚，都是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就医

这也解释了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750多名美国癌症患者、幸存者和倡导者，要走上国会山，为获得更多临床试验机会而奔走？

因为他们知道：临床试验并不是“没有办法以后拿自己做实验”。

• 它可能意味着提前几年获得一种新药；

• 可能意味着标准治疗耐药以后，还有下一条路；

• 也可能意味着，一个极其罕见的突变，终于遇到了正在针对它开发的疗法。

中国癌症患者当然没有必要盲目追逐每一种“最新治疗”，但也不应该为“小白鼠”三个字，在一个真正合适的机会出现时，本能地把这扇门关上。

了解临床试验，不等于一定参加临床试验。真正重要的是：在还有选择的时候，知道全世界还有哪些选择。

有时候，癌症治疗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我参加了一个临床试验，但它没有成功”；而是后来才知道——当时明明有一个可能适合自己的机会，而自己从来不知道它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