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乳腺癌发病率就呈上升趋势。我国也是乳腺癌的高发地区，每年都有大量的乳腺癌患者被确诊，已经严重威胁到女性的生命健康。乳腺癌的治疗原则是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乳腺癌筛查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早期乳腺癌不仅治疗难度低，同时能提高乳腺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延长生存期。不过，你知道乳腺癌筛查技术变更历史吗？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人，选择出国体检乳腺癌呢？
医学需要观察人体内部的新技术
说起这项技术的问世，还要回到19世纪。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维尔乔夫（Rudolf Virchow）根据对乳腺癌患者尸体的病理解剖发现，推测淋巴结是乳腺癌远处转移的节点。1894年，基于维尔乔夫的假设，乳腺癌根治性切除术被提出——广泛切除包括整个乳房、胸部肌肉、脂肪及腋窝淋巴结在内的术式，成为当时乳腺癌患者仅有的治疗方案。
医学界需要一种可以观察人体内部的新技术，可以辅助疾病早期的筛查、诊断与治疗。
1895年，X射线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然而，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大剂量辐射的后果。
乳腺X线造影术的早期应用：模糊，还可能致命
1927年，德国外科医生鄂图?克莱恩斯密特（Otto Kleinschmidt）完成了世界上头一次真正的乳腺X线造影。这推动了X线在乳腺癌评估中的早期应用，但限于当时技术，成像质量差，结果难重复，乳腺X线造影术难以广泛应用。直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尽管有所改良，但“乳房X光片往往还是黑暗的、模糊的”。
为了增强影像质量，造影剂开始得到应用。这一技术的问题就是，早期使用的造影剂对人体有毒害作用，甚至是放射性危害。
乳腺X线造影术之父的推广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乳腺X线造影术对乳腺癌早筛的影响并不大。乳腺X线检查作为一种筛查手段被广泛接受，并对大众产生影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乳腺X线造影术之父”罗伯特?伊根（Robert Egan）博士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工作。
1959年，伊根博士发表了乳腺造影联合技术，这项新技术不仅提升了成像质量，提高了筛查的可视性与可重复性，还大大减少了辐射量。截至1960年，伊根博士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共完成了1000例乳腺造影病例报告，在经活检证实的245例乳腺癌中，有238例是通过乳腺X线检查发现的，其中19例是体格检查未发现乳腺病症的女性，还有一个癌灶直径只有8毫米。这证明了恰当的筛查能够发现隐藏的癌症，并减少不必要的良性肿块乳房切除术。
伊根博士的发现引起了美国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癌症控制项目（CCP）的关注，并促成了涉及24家医疗机构和1500名患者的联合研究。该研究显示，采用伊根的技术进行筛查，假阴性率为21%，真阳性率79%。乳腺X线筛查迈出了它的一小步。
有发展，也有挑战
时代发展，技术革新，乳腺钼靶也从胶片时代步入“数字成像技术”阶段。与早期的X线胶片相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屏幕胶片乳腺造影（SFM）技术可以输出更生动的致密乳腺组织图像。诞生于20世纪末的数字乳腺X线造影术（FFDM），则可以让放射科医生调整图像的对比度，发现在标准胶片上可能无法看到的肿块。技术当属数字乳腺断层扫描（DBT），既可单独显示又能以三维模式显示乳腺图像。
技术一路发展，也会面临挑战。一项荟萃分析汇总了超过1658万次筛查（近1097万次胶片和561.5万次数字）发现，与屏幕胶片筛查相比，数字筛查的癌症检出率每1000次筛查仅增加了0.51次。研究人员认为，“数字乳腺X线造影术因为更易存储和处理图像而对医疗机构有利，但给接受筛查的女性带来健康益处有限”。
事实上，当初确定乳腺X线筛查效果的9项临床随机试验，没有一项使用数字成像技术（FFDM或DBT）。新的数字技术有效的推论，也许更多因为筛查有效已被普遍认可，以及推断性假设任何影像技术的改善必然导致筛查结果整体改善。
乳腺癌筛查技术的发展较为波折，这也侧面反映了现代医学发展的困难，需要不断的进行优化改良，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相比于国内，美国有更加先进的医疗器械、更加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更加人性化的护理措施，能够更加精准、有效的筛查出乳腺癌或者其他潜在病灶，避免出现误诊和错诊的情况。因此，现在国人更加愿意出国体检，更好掌握自己的身体情况。想出国享受个性化体检服务的国人，可以联系盛诺一家协商相关事宜。
参考资料（可上下滑动查看）
[1] Chronicles of Cancer: A History of Mammography. Retrieved September 21, 2020, from https://www.medscape.com/viewarticle/936275
[2]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2018年《全球癌症报告》
[3] Reconsidering axillary surgery for early breast cancer：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501044/
[4] Grady I, Hansen P. Chapter 28: Mammography in "Kuerer's Breast Surgical Oncology"(New York: McGaw-Hill Medical, 2010)
[5] Lerner, BH. "To See Today With the Eyes of Tomorrow: A History of Screening Mammography," background paper for Patlak M et al., Mammography and Beyond: Developing Technologies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of Breast Cancer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1).
[6] Cuperschmid EM, Ribeiro de Campos TP. 2009 International Nuclear Atlantic Conference, Rio de Janeiro, Sept 27–Oct 2, 2009
[7] Nelson H et al. Screening for Breast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to Update the 2009 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Recommendation. Evidence Synthesis No. 124. (Rockville, Md.: U.S.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2016 Jan, pp. 29-49)
[8] Melnikow J et al. Screening for breast cancer with 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Evidence Synthesis No. 125 (Rockville, Md.: U.S.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2016 Jan).
[9] J Natl Cancer Inst. 2020 Jun 23. doi: 10.1093/jnci/djaa080.
[10] Cancer treatment and survivorship statistics, 2019: https://doi.org/10.3322/caac.21565
[11] Felix EL, Rosen M, Earle D. "Curbing Our Enthusiasm for Surgical Innovation: Is It a Good Thing or Bad Thing?" The Great Debates, General Surgery News, 2018 Oct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