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癌症家庭的故事,都是从一句话开始的:
“医生,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当病理报告落到桌上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在拼命找同一个东西——某一颗“神药”、某一支“进口新药”、某一个“国外刚批的靶向药”。
原《凤凰周刊》总编辑师永刚,当年也是这样走上抗癌之路的。

(来源:搜狐读书)
2012年,他被确诊为一种极罕见的肾上腺皮质癌,属于“肿瘤里的罕见病”。那时国内几乎没有成熟药物和标准方案,协和医生判断他活不过半年。
他听说,美国有一颗专门治疗这种病的药——米托坦。中国当时没有,但这颗药在美国已经上市了40多年。于是,他很自然地做出一个决定:飞去休斯敦,奔着这颗“救命药”去。
很多年以后再回头看:出发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是在追一颗药;真正救他命的,却是一整套“抗癌体系”。
如果他当年只是通过香港代购,想办法弄到同样的米托坦,却留在一个缺乏经验、缺乏后续方案的环境里,他大概率走不到今天。

米托坦,美国1970年获批;中国2023年,相差53年(来源:百配健康)
这也是我们今天想借他的故事,认真和每个癌症家庭聊清楚的一件事:药当然是希望,但真正能托住一个人的,往往不是“那一颗药”,而是你有没有机会站到一个“会用药、持续有药”的体系里。
从“特效药幻觉”,到“长期拉锯战”
大多数人心里的抗癌想象,很简单:“得了癌→找好药→把肿瘤消灭→结束。”
师永刚刚确诊的时候,想法也差不多。罕见病、晚期、国内没药——那就去有特效药的美国;
想着只要搭上米托坦这班车,也许就能逆转命运。
但真正的治疗过程,远远不是“一药定乾坤”的爽文桥段。
如果你把他的十几年拉长看,会发现是一条被反复折断、再接上的生命曲线:
一开始,用米托坦和其他药物,把病情暂时按住,赢来第一个“缓冲期”;
接着出现进展,需要不断调整方案,换不同的化疗组合、局部治疗、放疗;
后来多次耐药、多次复发,每一次检查结果不好,背后都是一次新的会诊、新的方案重组;
当常规手段逐渐失效时,他开始进入临床试验,一次次尝试新药、新组合。
他不是靠某一次治疗“一战封神”,而是靠“每次失败,都还有下一步可以走”,一点一点把时间线往前拖。

(来源:摄图网)
这就是晚期肿瘤治疗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很多家庭把全部希望压在“我能不能找到那一颗厉害的药”上,可临床上真正决定一个人能活多久的,往往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第一种方案失效的时候,你所在的这个体系里,还有没有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可以走?
药物固然重要,但药从来只是工具。真正把工具串成“路”的,是系统。
米托坦只是门票,真正救命的是MD安德森“整套系统”
为了好理解,你可以把米托坦想象成战场上的一颗子弹。
这颗子弹,有针对性,也很重要,但想赢一场长期战争,光靠一颗子弹绝不够。师永刚去了MD安德森这样的国际肿瘤中心,其实是走进了一个完整的“抗癌生态圈”。
1.懂这种病的人,真的见过很多这种病
肾上腺皮质癌属于极罕见肿瘤,在很多地方,一个医生一辈子只见到一两例,根本谈不上“经验”。但像 MD 安德森这样的中心,是全球转诊的终点站,全世界的疑难罕见病人往那里聚拢。
同样是用米托坦:
有的医生,是第一次用这药,处处小心,剂量保守,害怕出事;
而MD安德森的医生,一年要看很多肾上腺皮质癌,知道这个药从哪个剂量起步更合适,多久加、加多少,什么情况下要立刻减停,如何处理毒性。

师永刚就医的MD安德森,几乎历年排名全美癌症专科第一
同一颗药,在“第一次摸索”的手里和在“用惯了”的手里,效果往往是两件事。一边是走夜路,一边是走熟路。
很多患者以为关键问题是“有没有药”;实际上,关键往往是:“谁在给你用、有没有足够多类似病人的经验”。
2.决定治疗路线的,不是某一个医生,而是一整个团队
在MD安德森,每一次重大决策——要不要手术、什么时候手术、该不该再上放疗、要不要改用别的化疗或靶向药——都不是某一个医生“拍脑袋”,而是一个多学科团队一起讨论:肿瘤内科、外科、内分泌科、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
大家把影像、病理、指标摊在桌上,把不同方案的利与弊算清楚,再做决定。
对晚期、罕见肿瘤患者来说,每一步都像是在钢丝上走路:再激进一点,有可能多争取一点治疗空间,但有可能把人一下子推到生命边缘;保守一点,眼下舒服些,但可能错过宝贵的窗口期。
在这样的局面下,一群人对着同一份资料反复“算账”,和一个人凭经验“感觉差不多”去做决定,得出的方案,往往完全不同。
很多中国患者的直觉是:“我一定要找到好的那个医生。”
但在真正优秀的肿瘤中心,“一个大神”背后站的,其实是一整个MDT。

MD安德森的多学科病例讨论(来源:棱镜)
如果只有一个人,连“体系”的门槛都还没跨进去。
3.真正稀缺的,是“这一步之后,还有下一步”
对晚期癌症患者来说,有一个残酷但必须提前接受的现实:绝大多数方案都有“有效期”。药再好、放疗再精准、手术再干净,很多时候,几年内依然会进展、会复发。
这不是谁水平不行,而是现有医学的客观边界。
师永刚的经历,几乎就是教科书式的“多次复发、多次耐药、多次换线、多次试验”的整个循环。
他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每一次方案开始失效时,他所在的体系里,还有“下一班车”在等他。
这“下一班车”可能是:
一项针对罕见肿瘤的小样本临床试验;
一种针对特定基因突变的新药;
一个新的组合疗法;
一种带有实验性质的精准治疗尝试。

2022年全球注册临床试验数量对比,半数在美国(来源:clinicaltrials.gov)
临床试验,对晚期患者而言,不只是“为科研做贡献”,更多时候是“在别的路都堵住时,多出的一条尝试路径”。
没有这样的体系,疾病一旦进展,你能听到的,可能只有一句:“我们能用的都用了,再没有别的办法。”
有这样的体系,每次影像一变坏,门后都还有下一间屋子可以走进去。
4.“撑得住”同样重要:护理、随访和细碎的生活
长期抗癌,不是只比“谁的药厉害”,更多时候是在比“谁撑得住”。
米托坦这样的药,毒性不小,要长期吃,需要精细监测血药浓度、电解质、肝功能,激素需要怎么补、怎么调,出现什么症状说明必须停药,这些都是经验活。
同时,营养支持、心理状态、睡眠、疼痛管理、预防感染、处理并发症……这些看起来琐碎,但没一个是“可有可无”。
很多患者不是直接“被癌细胞打倒”,而是在一次又一次治疗的副作用和并发症中慢慢耗尽体力。
成熟的体系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帮你把这些坑填平:让你不至于因为一个可控的并发症提前“下线”,让你有体力、有时间,跑完一次又一次治疗的全程。

(来源:摄图网)
如果只买到药,却没进入体系,会发生什么?
很多人看到这里,心里会冒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如果当年他不出国,只是想办法自己买到米托坦呢?”
这个假设非常值得展开。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他通过香港或其他途径,设法弄到了同样的米托坦,在国内某家医院开始吃药。这家医院的医生,对肾上腺皮质癌很陌生,对米托坦更缺乏一线使用经验。
剂量从哪里起步?多久加?加到多少停?怎么监测血药浓度?出现哪些不良反应一定要立刻处理?
书本上有答案,但真正遇到一个具体病人,还需要胆量和经验。
没有大量病例做底气,医生自然会谨慎——剂量不敢上得太足,有反应就赶紧减停。久而久之,这颗药就可能变成一个“试一试”的选择,而不是被放进一条完整路线里的关键一环。
如果影像检查提示进展了呢?
很多地方的现实可能是:“我们能用的都用了,连这个进口药也用了,效果也就这样……”
没有后续临床试验,没有多学科团队,没有为肾上腺皮质癌量身打造的后备方案。这一刻,不是药没有了,而是路没了。

(来源:摄图网)
所以说,“香港购药+零散资源”这种模式,本质上是一个人在荒野中带着一颗子弹求生;而“米托坦+MD安德森+临床试验网络”,则是整支队伍在帮你打仗。
这两种命运,起点似乎都是“有药”,但走着走着,方向完全不同。
给癌症家庭的“底层经验”:把自己送进“体系”里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有钱我当然知道去美国;但对我这种普通家庭来说,我能做什么?我去不了美国啊。”
这是所有人心里的难处,我们不回避。但师永刚的故事,绝不是只为了告诉你“出国好”,而是在提醒我们:别只盯着“有没有某种药”,而要学会判断“我是不是站在一个相对靠谱的体系里”。
这几条经验,也许可以帮到你:
第一,先选“战场”,再选“武器”。
确诊之后,第一步不是马上问“开什么药”,而是尽快判断:哪家医院、哪个团队,对这种病有经验?
对常见癌种,国内有不少肿瘤中心已经积累了大量病例;对罕见癌,尽量去那些有专门罕见病/疑难肿瘤门诊的医院,不要满足于“离家近的三甲”。
“每年看多少这种病人”“有没有MDT会诊”“有没有相关临床试验”——这些问题的答案,比某个“名医生的头衔”,更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曲线。

(来源:摄图网)
第二,把抗癌当成一场“多回合战斗”,而不是一次考试。
不要把全部希望压在“第一线一定要一击成功”。现实往往是:一线有效一段时间,迟早有进展;二线、三线、四线继续接力,多走一程,就多活一段时间。
你真正需要关心的,是:这个团队有没有提前帮你规划“后路”?有没有在一开始就告诉你:“如果这一步不行,我们下一步可以考虑什么”?
第三,能不能出国,不是唯一关键,关键是“有没有接上全球的知识和方案”。
有条件出国的,要清楚自己在买什么:买的不是“国外空气更香”,而是一套更成熟、经验更密集的体系和更多临床试验机会。
没条件出国的,也不是完全无力:
尽量选择在你这个病种上经验丰富的国内中心;
主动问医生:有没有合适的国内临床试验可参加;
善用公开的指南、共识信息,必要时寻求远程会诊,让自己的治疗尽量对齐目前公认的标准和进展。
这,就是在现实条件下,做一个尽量“无国界”的病人:身体在本地,信息和思路尽量向世界敞开。

师永刚所著的《无国界病人》
第四,把“药=希望”升级为“体系=希望”。
短视的希望是:“只要我买到某种药,我就有救。”
这种想法,很容易让家庭在“神药故事”“海外代购”“土办法偏方”之间来回摇摆,浪费宝贵的时间。
成熟的希望是:“只要我能进入一个尽可能懂这病、有经验、有下一步方案的体系,我就还有机会。”
这不是鸡汤,而是几十年罕见癌症治疗的血淋淋现实。
师永刚一开始是为了“特效药”出发,但真正托住他十几年的,是米托坦背后那整块系统。
结语:
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新的好药出现,希望那种“美国用了几十年,中国才刚获批”的时间差越来越小,希望罕见病人不再需要跨越半个地球去找生路。

(来源:摄图网)
但在这些宏观改变到来之前,对每一个此刻正在为治疗方案焦虑的家庭来说,一个更现实的选择题是:你要做一个只会“找神药”的病人,还是学会“帮自己找到一个相对靠谱体系”的病人?
前一种,很容易迷失在各种故事、广告、道听途说里;后一种,也许没有那么耀眼,但更有可能,在一次又一次“差点结束”的时刻,被一个又一个“下一步”接住。
愿你和家人在艰难的时刻,不仅有勇气去寻找希望,也有智慧,选对那块能托住你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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