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晚,第251期【盛诺全球专家系列公益直播】邀请到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中央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国际先进诊疗部部长米盛勧医生,分享了诸多关于乳腺癌和妇科肿瘤的前沿信息。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专家分享了哪些精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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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中央医院概况
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中央医院是日本规模最大、也是最具权威的国家级癌症专科医院,在《Newsweek》全球癌症医院排行榜中位居日本第一、世界前十五。
整套癌症中心体系包含东京的中央医院与千叶的东医院,集临床、研究、药物开发于一体,对全国癌症核心医院起统筹作用,世界各地的医生与患者都会来到这里学习或就医。
在诊疗方面,我们保持多项治疗领域的优势:
消化道内镜治疗是世界前沿水平,来自全球的医生会来学习
外科手术能力强,包括机器人手术、高难度的肺癌与食管癌手术
乳腺癌、妇科肿瘤拥有成熟的手术、放疗与药物治疗体系
质子治疗、IMRT、核医学治疗(Lu-177等)可在院内实施
接诊国际患者中,中国患者最多,可支持线上二诊及赴日治疗安排
作为肿瘤内科医生,我的职责是成为患者的“医学导航员”,综合考虑年龄、体质、家庭、职业、意愿,在最新医学证据下提出最适合的治疗方案,并管理长期治疗中的各种问题。
癌症中心的优势是:所有专科资源都围绕“癌症”本身组织,诊疗路径高效流畅;如果伴随严重并发症,会将患者转介到合作的综合医院。总体而言,我们追求在科学性与对患者关怀之间找到最好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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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的治疗策略
亚洲乳腺癌的发病年龄有两个高峰:40多岁和60多岁。此外,也有少量患者年轻时就发病。35岁以下患者约占总体病例的3%-4%。
因此,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中老年女性,都需要注意风险。
由于不同年龄段女性的身体状况、生活环境和治疗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制定治疗计划时必须综合考虑患者的家庭与工作、生育需求、身体耐受性、生活质量、长期生存预期等。
和其他地区的乳腺癌相同的是,亚洲乳腺癌患者也需要根据激素受体(ER/PR)以及HER2状态分为4个类型:
HR阳性 / HER2阴性(约70%)
HR阳性 / HER2阳性
HR阴性 / HER2阳性(约10%)
三阴性乳腺癌(约15%)
每个亚型都有不同的药物敏感性,因此会影响到患者的手术方式、辅助治疗选择和复发风险。
常有人会问,乳腺癌是否是遗传的。其实截至今天,大部分乳腺癌的病因还是无法明确的,但大约有5%的患者存在遗传因素(如BRCA1/2突变)。
约90%的患者在初诊时仍为可手术的早期乳腺癌,治疗目标是“治愈”,手术为核心,辅以放疗、化疗、内分泌、靶向或免疫治疗,以提高根治率。而约10%的患者初诊即为转移性乳腺癌,此时治疗目标转为“长期共存”,尽量控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存时间。
我需要强调,药物治疗在乳腺癌中作用巨大:早期用于提高治愈率;晚期用于延缓进展和改善生活质量;同时基因检测可指导靶向与免疫治疗,使治疗更加精准。
在HR阳性/HER2阴性亚型中,治疗手段的发展尤为迅速:内分泌治疗联合CDK4/6抑制剂是基础;如存在PIK3CA或AKT突变,可选择相应靶向药;新一代口服SERD(如Elacestrant、ARV-471)也将改变未来治疗序列。
近年来大量ADC药物问世,为晚期患者带来重要突破,包括德达博妥单抗(Datopotamab deruxtecan)、格沙妥珠单抗(Sacituzumab govitecan)、德曲妥珠单抗(Enhertu)等,这些药物在全球广泛使用,显著改善部分难治患者的预后。
此外,对于携带BRCA突变的患者,PARP抑制剂如奥拉帕利、他拉唑帕利已成为重要选择。
总体来说,乳腺癌治疗进入高度精细化时代。每位患者的年龄、分型、基因状态、既往治疗史、生活目标都不同,因此治疗方案需由医生与患者共同讨论,在安全性、有效性与生活质量之间找到最适合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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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的治疗策略
卵巢癌在妇科肿瘤中相对少见,但其隐匿性极强。卵巢位于盆腔深处,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许多患者到医院时已因腹水、腹胀等症状被发现为进展期(约40%以上为3期)。
卵巢癌的发病高峰在五十岁左右,与乳腺癌的双高峰不同。随着年龄增长,因体力与器官功能下降,死亡率也随之升高,因此“早发现”至关重要。
亚洲与欧美的卵巢癌存在明显差异。欧美患者以“浆液性腺癌”最常见,而在亚洲,透明细胞癌(Clear cell carcinoma)比例显著更高,这类肿瘤在欧美几乎罕见。
这些特殊组织类型可能与炎症因素(如子宫内膜异位症)和遗传因素(如BRCA突变)相关,因此在亚洲女性中更需关注这类特殊类型。
卵巢癌并非全部源自卵巢本身,也可能起源于输卵管上皮,甚至来自腹膜,因此临床上将其统称为“卵巢—输卵管—腹膜癌”,这是一个共同的疾病谱。由于腹膜癌也会出现腹水,有时容易与其他腹水疾病(如胰腺癌晚期)混淆,必须特别注意。
在治疗上,卵巢癌的基本原则是:能手术则手术。若能够完整切除肿瘤,首先进行手术并根据病理评估复发风险;高风险患者术后需接受化疗。对于初诊即无法手术的进展期患者,因卵巢癌通常对化疗敏感,可以先化疗,再在病情改善后于中途或最后实施手术。
最常用的化疗方案为紫杉醇(Paclitaxel)+卡铂(Carboplatin),并常联合贝伐珠单抗(Bevacizumab),这已成为全球标准方案。
近年来基因检测在卵巢癌治疗中作用明显增强。尤其是检测HRD(同源重组缺陷):
HRD阳性:可在贝伐珠单抗基础上加入 奥拉帕利(Olaparib) 用于维持治疗
HRD阴性:通常继续使用贝伐珠单抗维持治疗
此外,针对卵巢癌的新药持续增多,包括多种靶向药及抗体偶联药(ADC)。例如:
索米妥昔单抗(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
其他正在临床发展的ADC药物
这些药物为复发性、难治性卵巢癌提供了更多选择。
总的来说,卵巢癌的挑战在于发现晚、异质性强,但随着手术技术、化疗方案、靶向药与基因检测的发展,治疗体系已经更加精细化、个体化。来自亚洲的特殊分型如透明细胞癌,也因此能够获得更精准的治疗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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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癌的治疗策略
子宫内膜癌(子宫体癌)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更常见,其增加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这类肿瘤的典型高危因素包括:肥胖、较少妊娠或生育、长期暴露于雌激素(如避孕药或激素治疗)等。因此在欧美国家较多见,中国也呈上升趋势。
该病的主要病理类型是子宫内膜样癌(Endometrioid carcinoma),占多数,但仍有少数较少见的类型,如浆液性癌、透明细胞癌等。
子宫内膜癌的发病高峰约在50多岁,与女性长期接受雌激素刺激相关。其生长从子宫内膜开始,随后逐渐浸润到子宫肌层,因此分期通常与浸润深度有关。
与卵巢癌不同,子宫内膜癌具有显著优势:70%左右可在早期被诊断。原因是妇科体检与子宫内膜取样(细胞学或组织学检查)可以较早发现异常,这也是为什么在体检体系相对完善的地区能够明显提高早诊率。
治疗方面,手术永远是子宫内膜癌的主体。在早期患者中,手术后根据病理的复发风险分层:
低风险:术后观察即可
高风险:术后需接受化疗或放疗降低复发机会
若患者已到达4期,即出现远处转移,主要治疗方式为药物治疗;但若肿瘤出血严重,也可能进行姑息性子宫切除(以缓解症状而非根治为目的的手术)以减轻症状。
近年来,子宫内膜癌的研究出现新趋势:除了传统分期,开始使用分子分型来指导治疗,包括:
dMMR(错配修复缺陷)
pMMR(修复正常)
POLE基因突变
TP53变异
这些分子特征不仅决定肿瘤生物学行为,也影响药物敏感性。
在药物治疗方面,手术后的辅助治疗通常使用紫杉醇+卡铂等方案。对于复发或转移患者,近年来有了显著进步:
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 已成为国际趋势
日本开展了奥拉帕利+度伐利尤单抗的组合方案,适用于具有特定基因背景的患者
总的来说,子宫内膜癌是妇科肿瘤中“最容易早期发现、治愈可能性最高”的类型之一,但高危人群必须警惕,尤其是肥胖、月经异常或长期使用激素者。及时体检与规范治疗能够大大改善整体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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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的防治策略
宫颈癌是妇科肿瘤中最具“年轻化”特点的一类。它与HPV(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关系已被完全证实,因此具有明显的流行病学特点:年轻女性、高性活跃人群、首次性行为较早者、多性伴侣、低收入人群以及多产女性更容易患病。
在组织类型上,鳞状细胞癌最常见。从年龄分布看,宫颈癌的发病曲线与乳腺癌、卵巢癌完全不同:
从20多岁开始明显上升
在30-40岁达到高峰
此后逐渐下降
因此在女性生育期与职业发展期,宫颈癌的风险都不可忽视。
令人欣慰的是,宫颈癌是目前最可能被预防的女性癌症之一。HPV疫苗接种能显著降低发病率。在欧美国家,由于接种率高,宫颈癌已大幅下降;但亚洲国家接种率仍偏低,因此病例仍然较多。
HPV疫苗包括二价、四价、九价等,资源很丰富,但最关键的还是要在性行为开始之前完成接种。一般来说,建议女孩从 9—10岁 就应开始接种,以获得最佳保护效果。
通过HPV疫苗+定期宫颈筛查(Pap smear),能在极早阶段发现甚至阻断癌症发生;而一旦被发现,只要在早期接受规范治疗,治愈率也非常高。
在疾病进展方面,宫颈癌从子宫颈部位开始,随后可能向两侧支持子宫的韧带浸润。因此,疾病的分期与浸润范围密切相关。
治疗方式根据分期而变化:
早期(1期、部分2期)以手术为主
从2期中段开始,放疗联合化疗成为主要治疗
欧美因手术技巧差异,通常更早进入“放化疗模式”
随着疾病进展,如果达到局部晚期,通常会在放化疗基础上加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
若出现远处转移(4期),则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
在复发或二线治疗中,全球范围目前开始逐渐使用Tisotumab Vedotin(宫颈癌专用ADC药物)。不过,我还不太确定中国是否已正式使用该药,但在日本与欧美已成为宫颈癌患者的重要选择之一。
在更广泛的妇科肿瘤领域,围绕HER2与其他靶点的新一代ADC药物也正在快速出现,为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难治人群不断带来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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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就医的基本流程
对于希望来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中央医院治疗的患者,请一定要注意,完整、准确的材料是决定评估速度和治疗时机的关键。
1. 必备的就医材料
患者应准备好以下材料:
(1)诊疗总结/介绍信(Summary)
由国内主治医生填写,包含病情诊断、治疗经过、用药情况、影像发现等。
(2)最新的影像资料(CD/DVD形式)
包括CT、MRI、PET-CT、超声等,需提供原始影像数据。
(3)病理资料(非常关键)
病理是肿瘤治疗的“根基”,影响一切后续治疗,不同机构的病理诊断水平存在差异,因此肿瘤的分期、分型、基因状态评估可能因技术不同而出现偏差。
日本治疗方案高度依赖精准的病理与分子分型,因此日本医院必须重新确认国内病理诊断是否准确,以保障治疗方向无误。
患者务必准备好:
病理蜡块(组织块)——最佳
若无法提供蜡块,则至少需提供10张以上未染色的病理白片(切片)
日本团队会根据这些组织重新进行病理诊断,以确保治疗方向正确。病理材料越早提交,越能缩短患者等候时间。
2、到院后多久能开始治疗?
取决于病理材料“何时提交”,因此分为两种情况:
最理想情况下,患者在来日本之前就已提交病理材料,且抵达日本时病理复核(通常需要1-2周)已完成,那么到院后最快1周即可开始治疗。
如果患者的病理材料到日本后才提交,则整个治疗启动时间将延后1-2周。
因此强烈建议患者在咨询阶段就把材料提交。
目前,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中央医院还可以根据患者年龄与需求安排“定制型体检”,全面了解患者身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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