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让手术不再疼，让医生第一次看见患者身体内部，让白血病第一次缓解，让晚期癌症第一次有了机会被治愈……
今天，2026年8月19日，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
首先，我们想向每一位坚守诊室、病房、手术室和实验室的医生，道一声：节日快乐，谢谢你们！
但今天，我们还想把目光拉得更远一点。因为当一名外科医生拿起手术刀，当麻醉医生让患者安静入睡，当影像科医生从CT上找到一个几毫米的病灶，当肿瘤医生开出化疗、靶向药、PD-1或者CAR-T……
医生今天手里的这些“武器”，并不是从来就有。在其背后，站着一代又一代医生、科学家和医学机构：
有人让手术不再意味着剧痛；
有人让感染不再轻易夺走生命；
有人第一次证明癌症可以被药物击退；
有人发现，癌症的秘密藏在染色体和基因里；
还有人没有直接攻击癌细胞，而是选择唤醒人体自己的免疫系统。
今天，我们致敬医者，也想致敬那些为医生造出“武器”、改变医学的人。
这不是一份医学史排名，也远远无法囊括所有改变医学的人。我们只选了20个名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无数患者的人生，因此变得不同。
致敬约翰·霍普金斯——让医生真正走到患者床边学习
19世纪末，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和医学院建立了一套深刻影响现代医学教育的体系。
这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William Osler——他推动床旁教学、临床见习和住院医师培训：学医不能只坐在课堂里听疾病，而应该真正走到患者身边认识疾病。
约翰·霍普金斯至今将Osler Residency称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住院医师培训项目。今天医生习以为常的查房、住院医师培训、床旁教学，都能在这里找到重要的历史源头。
后来，北京协和医院把这套体系搬到了中国。
致敬他们，因为真正的医学，从来不只存在于教科书里，更存在于病床旁。
William Osler在患者床旁
（来源：Johns Hopkins Medicine）
致敬麻省总医院——让手术告别那个必须忍受剧痛的年代
1846年10月16日，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合作教学医院-麻省总医院后来被称为“Ether Dome”的手术室里，牙医William T. G. Morton首次公开演示乙醚麻醉，外科医生John Collins Warren成功为患者切除了颈部肿瘤。
这成为现代外科麻醉史上最著名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在那之前，一名优秀外科医生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是“快”——因为患者正在清醒地承受刀割。
麻醉改变了这一切。当痛苦不再限制手术，现代外科的大门才真正被推开。
乙醚麻醉公开演示现场（油画）
（来源：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致敬Joseph Lister——让外科医生开始认真对付“看不见的敌人”
19世纪，即使手术本身成功，患者也可能死于术后感染。
英国外科医生Joseph Lister受到微生物学研究启发，将消毒理念真正应用到外科，并推动建立系统性的抗菌、消毒方法，显著改变了外科感染的控制。
后来，消毒又逐渐发展成今天完整的无菌外科体系。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医生刷手、皮肤消毒、铺无菌单、戴无菌手套时，别忘了：这些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动作，背后是一场持续百余年的医学革命。
致敬Wilhelm Röntgen——第一次让医生“不打开身体，也能看见身体里面”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Wilhelm Conrad Röntgen发现X射线，人类第一次可以在不切开身体的情况下，观察身体内部结构。
1901年，他因此获得历史上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
此后，从普通X线到CT，再到今天高度精细的影像技术不断发展。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从发现肿瘤、判断分期，到评价疗效、发现复发，影像几乎贯穿治疗全过程。医学从此拥有了一双能够“看进身体”的眼睛。
Röntgen为妻子拍摄的早期手部X线影像
（来源：Nobel Prize）
致敬Fleming、Florey和Chain——让感染不再轻易夺走一个已经手术成功的患者
青霉素的故事，并不只属于Alexander Fleming。
从Fleming发现青霉素的抗菌现象，到Howard Florey、Ernst Chain等研究者推动它成为真正能够用于患者的药物，是一次多人接力。
1945年，Fleming、Florey和Chain因此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抗生素改变的不只是感染科。复杂外科、重症医学、器官移植，以及会造成免疫抑制的癌症治疗，都离不开现代抗感染医学。
有些医学突破并不直接杀死癌细胞，却让更多患者有机会安全接受抗癌治疗。
致敬Sidney Farber——第一次让儿童白血病在药物面前退却
1947年，美国病理学家Sidney Farber尝试用叶酸拮抗剂aminopterin治疗16名病情严重的白血病儿童，其中10名出现了暂时缓解。
1948年，这一结果正式发表。
今天看来，“暂时缓解”似乎远远不够。但在那个几乎没有有效药物能够对白血病做什么的年代，它第一次有力地告诉医学界：癌症，并非只能靠手术切除或者放射线照射；药物，也能让癌症退缩。
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哈佛医学院合作教学医院）成为世界重要的癌症研究和治疗中心。
Sidney Farber医生与一名儿童患者
（来源：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致敬Emil Frei、Emil Freireich——让医生学会同时从多个方向攻击癌细胞
一种药让白血病缓解了，可癌细胞很快又会卷土重来。
于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Emil Frei、Emil Freireich等研究者开始探索一个当时非常大胆的方案：同时使用多种不同机制的药物。
这种联合化疗思想推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发生巨大转变，并为今天许多肿瘤的联合治疗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种曾经近乎等同于死亡判决的儿童恶性肿瘤，逐渐成为今天治愈机会非常高的癌症之一。癌症治疗从此学会了打一场“组合战”。
致敬Roy Hertz和Min Chiu Li——证明即使癌症已经转移，化疗也可能带来治愈
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Roy Hertz和华裔科学家Min Chiu Li（李敏求）使用甲氨蝶呤治疗绒毛膜癌。
研究最终证明，一些患者即使已经出现转移，仍然能够通过化疗获得完全治愈。
这是化疗治愈实体恶性肿瘤的里程碑事件。它打破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悲观认知：癌症一旦扩散，就再也没有治愈可能。
今天，这句话仍然提醒着我们——“晚期”和“没有办法”，从来不是同义词。
致敬Vincent DeVita和NCI团队——他们告诉世界：晚期癌症，也可以谈“治愈”
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团队开发MOPP联合化疗方案，用于治疗晚期霍奇金淋巴瘤。
长期随访最终证明，部分晚期患者可以获得持续多年不复发，真正实现临床治愈。
这在肿瘤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向整个医学界证明：即使是已经广泛扩散的恶性肿瘤，也可能通过系统治疗被治愈。
今天治疗霍奇金淋巴瘤的方案早已不断更新。但那一次突破，改变的是人们对“癌症能不能治愈”的想象。
致敬Bernard Fisher——他证明，乳腺癌手术并不是“切得越多越好”
曾经，乳腺癌手术奉行着一个近乎残酷的逻辑：既然癌细胞会扩散，那就尽可能多切。
乳房、胸肌、淋巴结……似乎切得越彻底越安全。
Bernard Fisher领导的NSABP随机临床研究却用数据证明，对于适当患者，更大范围、更毁损性的手术并没有带来更长的生存。
这些研究最终推动乳腺癌外科从“最大耐受治疗”，逐渐走向更注重精准、功能与生活质量的时代。
医学的进步，有时候不是终于能“做得更多”，而是终于有证据告诉医生：可以少做一点。
致敬张亭栋、王振义、陈竺、陈赛娟等中国研究者——让一种最凶险的白血病，成为最有希望治愈的白血病之一
这是一段真正写进世界肿瘤医学史的中国故事。
20世纪70年代，张亭栋等中国研究者持续探索三氧化二砷对白血病的治疗作用，并明确其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价值。
此后，王振义团队开创性地将全反式维甲酸用于APL诱导分化治疗；陈竺、陈赛娟等研究者又持续推动分子机制研究和联合治疗的发展。
全反式维甲酸和砷剂的应用，最终让APL从一种高度凶险的白血病，变成如今长期生存率可超过90%的高度可治愈疾病之一。
它也带来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抗癌思想：对付癌细胞，不一定只有“杀死它”这一条路。有时候，还可以诱导它重新分化、重新成熟，让曾经失控的癌细胞——“改邪归正”。
张亭栋教授与陈竺院士同台领奖
（来源：哈尔滨医科大学新闻网）
致敬Janet Rowley——她让人类真正看见癌细胞染色体里的错误
1960年，Peter Nowell和David Hungerford发现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存在著名的“费城染色体”。
到了20世纪70年代，Janet Rowley进一步证明，这并不是染色体简单“少了一块”，而是染色体之间发生了易位。
这一发现帮助推动现代医学建立起一个今天看起来理所当然、当时却极具突破性的认识：癌症，与细胞中的遗传异常密切相关。
今天患者拿到的NGS报告、融合基因、靶点检测，都来自这场持续数十年的认知革命。
致敬Brian Druker、Nicholas Lydon等研究者——让“一种异常，配一把钥匙”成为现实
既然慢性髓性白血病的重要驱动因素是BCR::ABL1异常蛋白，那么有没有可能制造一种药，专门把这个异常蛋白关掉？
Brian Druker与Nicholas Lydon等研究者找到了后来成为伊马替尼（imatinib/Gleevec）的分子。
1998年的早期临床试验显示出惊人的疗效，2001年，伊马替尼获得FDA批准用于相关慢性髓性白血病。
它也成为现代精准靶向治疗最具象征意义的故事之一。
从此以后，肿瘤医生的问题开始改变：不只是——“你得的是什么癌？”还要问：“你的癌，到底是哪一个分子出了问题？”
BCR::ABL1融合基因形成示意图
（来源：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致敬Dennis Slamon——把一个曾意味着“更凶险”的HER2，变成可以精准攻击的靶点
曾经，HER2阳性乳腺癌通常意味着更强的侵袭性和更差的预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Dennis Slamon及其团队长期研究HER2异常，并推动针对HER2的曲妥珠单抗（Herceptin）走向临床。
1998年，Herceptin获得FDA批准。
此后二十多年，HER2治疗不断升级：单抗、双抗、ADC……曾经代表“坏消息”的HER2，反而成为现代精准治疗最成功的靶点之一。
这或许就是精准医学最动人的地方：找到癌细胞最致命的弱点，然后瞄准它。
致敬Judah Folkman——别人盯着癌细胞，他却盯上了给癌症“送饭”的血管
肿瘤为什么可以从一小团细胞，不断生长成巨大的肿块？
Judah Folkman提出：肿瘤要继续长大，必须不断诱导新的血管，为自己建立氧气和营养的“补给线”。20世纪70年代，他系统推动了“肿瘤血管生成”理论，并提出可以通过抑制血管生成控制癌症。
这个想法最初受到大量质疑，后来却开辟出完整的肿瘤血管生成研究与抗血管生成治疗领域。
今天很多癌症患者熟悉的抗血管生成治疗，都延续着这一思想：有时候，不必直接攻击癌细胞，也可以切断它赖以生存的环境。
致敬James Allison——他问的不是“怎样杀癌”，而是“为什么免疫系统没有动手”
我们的免疫系统明明每天都在识别和清除异常细胞。为什么面对癌症，它却常常失效？
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James Allison教授研究发现，CTLA-4就像T细胞上的一脚“刹车”。如果解除这道刹车，免疫细胞就可能重新发动对癌症的攻击。
他的工作最终推动CTLA-4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进入临床，并为癌症治疗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原则。
致敬本庶佑——发现PD-1，为今天无数患者熟悉的免疫治疗打开另一扇门
日本科学家本庶佑发现PD-1，并逐步揭示其在免疫负调控中的关键作用。
后来，以PD-1/PD-L1为靶点的治疗陆续进入黑色素瘤、肺癌、肾癌、胃癌等多个癌种。
2018年，本庶佑与James Allison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理由正是通过抑制负性免疫调节发现癌症治疗方法。
今天，“PD-1”三个字已经被许多肿瘤患者熟知。可几十年前，它还只是实验室里一个刚刚被发现的蛋白。
一项基础研究，最终改变了全球无数癌症患者的治疗。
James Allison与本庶佑同获2018年诺贝尔医学奖
（来源：Nobel Prize Outreach）
致敬Steven Rosenberg——他把患者自己的免疫细胞，变成一种“活的抗癌药”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Steven Rosenberg，是现代肿瘤免疫细胞治疗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他和团队长期探索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治疗：从患者的肿瘤里找到能够识别癌症的T细胞，在实验室中大量扩增，再把它们输回患者体内。
一些晚期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因此获得持久完全缓解。
后来TIL、TCR-T乃至整个细胞免疫治疗的发展，都能在这条道路上看到他的影响。医生开始不只给患者输“药”，还可以输回一支经过筛选和扩增的免疫军队。
致敬Carl June以及CAR-T先驱们——让一些走到治疗尽头的患者，重新得到一次机会
CAR-T做了一件曾经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事情：取出患者自己的T细胞，通过基因工程给它装上能够识别癌细胞的“雷达”，扩增之后，再输回患者体内。
Carl June、Bruce Levine、David Porter等研究者长期推动这项技术走向临床。
2017年，美国FDA批准首款CAR-T产品tisagenlecleucel（商品名 Kymriah），用于特定儿童和年轻成人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成为细胞与基因治疗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CAR-T远非万能，也可能带来严重毒性。但它证明了一件此前难以想象的事情：人的细胞，本身也可以成为药。
CAR-T治疗流程示意图
（来源：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致敬Harald zur Hausen——他找到宫颈癌背后的病毒，也为癌症疫苗铺平了道路
20世纪70年代，当医学界还存在其他主流假说时，德国科学家Harald zur Hausen坚持认为：宫颈癌的重要病因，很可能是人乳头瘤病毒——HPV。
此后，他和团队识别出HPV16、HPV18等与宫颈癌高度相关的高危型病毒。
这项发现帮助奠定HPV疫苗研发的科学基础。2008年，Harald zur Hausen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世界卫生组织（WHO）目前仍把HPV疫苗作为全球消除宫颈癌战略的重要支柱。
面对很多癌症，我们今天仍在努力寻找更好的治疗。而宫颈癌告诉我们，还有一种更令人向往的答案：最好的癌症治疗，有一天也许是——让它根本不要发生。
Harald zur Hausen，德国病毒学家
（来源：Nobel Prize）
最后，致敬所有参加过临床试验的患者
前面的20个名字，都很耀眼：世界名院、医学大家、诺贝尔奖得主……
但医学史上，还有一群人，很少出现在教科书的封面上。他们就是——参加临床试验的患者。
今天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医学新闻：
“死亡风险下降了30%。”
“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延长了8个月。”
“5年生存率提高到90%。”
“一种治疗与另一种治疗生存率相当，却少切了一个器官。”
这些看起来只是论文里的数字和曲线。可实际上，曲线上的每一个点，都曾经是一个真实的人。
有人第一次接受一种此前从未在人类身上使用的新药；
有人明知道自己可能被随机进入对照组，还是签下了知情同意书；
有人一次又一次抽血、做CT、做骨髓穿刺，按照研究要求回医院接受随访；
也有人最终没有从试验中的新疗法获益，甚至没能等到研究结果发表。
但是，他们留下的数据告诉后来的人：什么有效、什么无效；什么应该继续、什么应该立即停止；怎样的剂量能够治疗疾病、怎样的副作用必须警惕。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把一句话写得很清楚：今天的临床试验，就是明天的标准治疗。
我们今天知道联合化疗有效，是因为曾经有患者参加了试验。
我们今天知道乳腺癌并非“切得越多越好”，是因为曾经有女性愿意参加随机研究。
我们今天拥有伊马替尼、免疫治疗、CAR-T，也是因为在医学还没有答案的时候，有患者愿意和医生一起寻找答案。
因为我们今天拥有的医学，从来不是某一个天才独自创造的奇迹。它是一代医生，把经验交给下一代医生；一代科学家，把发现交给下一代科学家；也是一代患者，把自己的答案，留给下一代患者。
医学为什么能够不断向前？因为总有医生，愿意为患者多想一步；总有科学家，愿意为一个尚未解开的谜题再坚持一天；也总有患者，愿意在没有答案的时候，和医学一起寻找答案。他们共同构成了医学真正的历史。
今天，致敬医者！也致敬每一个、曾经让医学向前走的人！
医学，是医生、科学家与患者共同完成的事业
（来源：ChatGPT）
参考资料：
1.Johns Hopkins Medicine：Philosophy and History – Osler Medical Residency.
2.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The Ether Dome at Mass General.
3.Science Museum, London：Joseph Lister’s antisepsis system.
4.Nobel Prize：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1901 – Wilhelm Conrad Röntgen.
5.Nobel Prize：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1945 – Fleming, Chain and Florey.
6.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Sidney Farber, MD.
7.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Commemorat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Cancer Research Greats – Emil Freireich.
8.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Treatment of Solid Tumor Cancers with Methotrexate.
9.DeVita VT Jr, et al. Curability of advanced Hodgkin's disease with chemotherapy.
10.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Bernard Fisher / NSABP乳腺癌外科研究历史资料。
11.哈尔滨医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中国科学院：张亭栋、王振义及APL分化/砷剂治疗相关历史资料。
12.UChicago Medicine：Janet Rowley与白血病染色体易位研究历史资料。
13.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How Gleevec Transformed Leukemia Treatment.
14.UCLA Health：Dennis Slamon与Herceptin发展历史资料。
15.Harvard Medical School：Judah Folkman与肿瘤血管生成研究资料。
16.Nobel Prize：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2018 – James P. Allison and Tasuku Honjo.
17.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Steven A. Rosenberg研究资料。
18.U.S. FDA / Penn Medicine：CAR-T发展与2017年首款CAR-T批准资料。
19.Nobel Prize / IARC：Harald zur Hausen与HPV、宫颈癌研究资料。
20.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患者参与临床研究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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