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6票对270票！两位晚期癌症患者的意愿，英国协助死亡法案被否决

英国一场关于死亡的投票，问出了所有晚期癌症患者可能面对的问题。

9月11日，英国下议院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投票。结果非常接近：286票反对，270票赞成。

英国下议院议事厅（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仅仅16票之差，一项试图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合法化“协助死亡”（assisted dying）的法案，被否决了。

但真正让这场争论变得格外沉重的，是站在争论最前面的两个人：她们自己，都是晚期癌症患者。一个想拥有结束生命的权利；另一个却说：我要一直治疗到生命最后。

谁才是对的？

86岁的Esther Rantzen，是英国著名电视主持人，也是儿童公益机构Childline创始人。

Esther Rantzen（来源：Wikimedia Commons）

2023年，她被诊断为终末期肺癌。

后来，她加入了瑞士Dignitas，希望当疾病发展到自己无法接受的时候，可以选择结束生命。然而就在英国议会投票前一天，《卫报》报道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消息：Rantzen已经虚弱到无法前往瑞士。

她曾经为自己预留的“最后一个选择”，现在可能也来不及了。

因此，她坚定支持协助死亡合法化。

而在英国议会的另一边，站着一个身份更加特殊的反对者：Ashley Dalton，英国工党议员、前卫生部官员。

Ashley Dalton（来源：UK Parliament）

她患的是IV期、不可治愈的转移性乳腺癌，目前仍在接受治疗。几个月前，她曾在议会公开谈起自己的疾病。

有人问她：“还要治疗多久？”她的回答很直接：治疗会一直持续到我生命结束。

她知道自己的癌症无法根治。但她也特意纠正了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误区：不可治愈不代表无法治疗，更不代表马上就会死亡。

9月11日，她投下了反对票。

于是，这场投票出现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一个终末期肺癌患者，希望法律允许自己选择死亡；一个IV期乳腺癌患者，却站出来反对。

她们都真实面对着最晚期的癌症，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先说清楚一点：英国此次讨论的是assisted dying（协助死亡），其法律含义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中文通常所说的“安乐死”。

法案拟允许年满18岁、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身患终末期疾病，并被判断生命可能只剩6个月以内的人，在严格程序下申请协助结束生命。

其中甚至设计了多重审核：两名医生分别评估，之后还要提交一个多学科审查小组。

看上去很严谨。可是对于癌症患者，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马上出现了：“只剩6个月”，到底谁来判断？

医生吗？哪一个医生？哪一家医院？按照这个国家现有的治疗水平判断，还是把全世界最新的治疗机会都算进去以后再判断？

这才是癌症患者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而且这四次确认，最好不是某一家医院、某一个医生“一锤定音”。

对于关系生命的重大决定，应该尽可能建立在全球视野下的多学科判断之上。

所谓“全球视野”，并不意味着每个患者都必须飞遍全世界。而是说：判断一个人“还有没有路”，不能只看眼前这一家医院还有什么药。

第一次确认：诊断真的已经看清楚了吗？

癌症到了晚期，最怕的不是“没有药”，而是一开始就把疾病理解错了。

病理有没有复核？基因检测是否完整？有没有新的耐药突变？脑、肝、骨等转移灶是否需要重新评估？有没有局部治疗的可能？同样叫“晚期肺癌”“晚期乳腺癌”，不同分子分型，治疗路径可能完全不同。

所以，真正重要的第一次确认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究竟是哪一种癌？”

生物标志物检测帮助医生寻找肿瘤分子特征

（来源：Darryl Leja，NHGR）

这应该同时结合肿瘤内科、病理、影像、分子诊断，必要时还有外科、放疗和介入团队的意见。

第二次确认：全世界真的已经没有治疗机会了吗？

这里有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点。

就在英国讨论这项法案的同一周，全球最大的肺癌学术会议之一的WCLC 2026正在韩国首尔举行。会上，一项最新的III期研究结果显示：针对特定的HER2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德曲妥珠单抗一线治疗把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从传统方案的 8.3个月提高到了14.3个月。

整整多出6个月。

当然，这个研究和Rantzen本人的病情没有直接关系，我们甚至不知道她的肺癌具体分型。但它提醒了所有患者一件事：

癌症治疗的地图，一直在变。

• 今天没有标准方案，不代表全球没有临床试验；

• 国内没有获批，不代表欧美、日本没有新的治疗选择；

• 一种药失败，也不代表新的靶点、ADC、双抗、细胞治疗或者局部治疗没有机会。

所以第二次确认应该是：全球已经获批的药物、最新指南和正在招募的临床试验，真的都查过了吗？

海外二次诊疗意见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不是承诺一定能找到“神药”。而是帮助患者确认：世界上是不是还有一个自己尚未知道的选项？

第三次确认：继续治疗，究竟还能换来什么？

这一条同样重要。因为现代肿瘤医学的先进，并不意味着：只要还有药，就一直打下去。

医生需要回答的应该是：

• 这项治疗让肿瘤缩小的概率有多大？

• 可能多争取多少时间？

• 严重副作用风险是多少？

• 患者目前的体力还能不能承受？

• 得到的收益，是否值得付出这些代价？

以及——“六个月”这个预后判断，到底有多可靠？

曾有一项纳入1018名晚期癌症患者的研究，让医生、护士和多学科团队分别预测患者生存时间。结果，多学科团队预测准确率约为57.5%，医生约56.3%。

也就是说，预后判断很重要，但它从来不是一只精确倒计时的钟。

尤其今天，新的靶向药、ADC、免疫治疗和临床试验不断出现，一个新的分子检测结果，有时就可能改变后续治疗路径。

所以，“你大概还能活多久”，不应该只是某位医生凭经验给出的一个数字。越是接近重大决定，越值得综合肿瘤内科、影像、病理、分子检测、临床试验专家以及姑息医学团队共同判断。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组织的肿瘤专家讨论

（来源：NCI）

第四次确认：如果不再抗癌，有没有办法让我活得舒服一点？

还有一种情况必须坦然面对：经过全球范围的重新评估以后，答案可能仍然是——继续抗肿瘤治疗，获益已经非常有限。

这时候，医学并没有结束。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的指南明确建议，晚期癌症患者应该尽早接受专业、多学科的姑息治疗，而且可以与抗癌治疗同时进行。

姑息治疗不等于“放弃”。它治疗的是另一组同样真实的问题：疼痛、气促、恶心、失眠、乏力、焦虑、食欲下降，以及患者和家人面对死亡时巨大的心理压力。

有些时候，真正先进的医疗不是再多加一种药，而是医生有勇气告诉患者：这时候，少做一点治疗，可能反而能让剩下的人生更好。

也许两个人都没有错：

• Esther Rantzen希望自己拥有决定生命最后一程的权利；

• Ashley Dalton则选择继续接受治疗，在无法治愈的癌症中继续生活、工作，等待下一次治疗机会。

现代医学真正应该尊重的，从来不是要求所有癌症患者“战斗到底”，也不是一句：“都晚期了，就算了吧。”

而是让患者在充分知道病情、治疗机会、获益概率、治疗代价以及所有可能选择之后，自己决定：我想怎样度过剩下的人生。

（来源：摄图网）

这也正是海外二次诊疗意见、全球多学科会诊真正值得存在的意义。

未必一定能找到一种新药。有时候，找到的是一个新的靶点、一项临床试验、一种新的局部治疗。有时候，经过全球专家重新评估之后，它得到的反而是一句话：“你已经不需要再承受更多无效治疗了。”

两种答案，都有价值。

因为面对生命中如此重大的选择，一个患者至少应该先知道：自己究竟还有哪些路可以走。

生死的选择可以属于个人。但判断“还有没有路”，不应该只由某一个医生、某一家医院，甚至某一个国家现有的医疗资源说了算。

在决定往哪里走以前，至少先把“全球（Global）”这张地图看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