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赴美就医，让他提前4年用上了救命药：很多时候，快人一步就是绝处逢生！

2018年1月，吴先生在美国开始服用一种编号为TAS-120的靶向药。

那时，它还没有上市，没有商品名，也不是医生可以常规开出的处方药。吴先生之所以能用上，是因为他进入了一项临床试验。医生没有承诺会有效，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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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彼时留给他的选择已经越来越少。不到两年时间里，他经历过一次大手术、数月化疗、一次肿瘤复发和微波消融；仅仅5个月后，肝脏里再次出现多个病灶。

真正让他决定试一试的，是基因检测报告上的几个字：

FGFR2基因融合。

吴先生当时并不知道，4年以后，TAS-120会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加速批准上市。更不会想到，自己当年通过临床试验走进去的那条路，后来会成为一部分肝内胆管癌患者的正式治疗选择。

吴先生不到20岁时感染了乙肝。此后40多年，他一直带着慢性乙肝生活，坚持治疗，也定期检查，大多数时候并没有明显不适。

直到2016年，他被诊断为肝硬化。

长期慢性乙肝以及肝硬化，会增加发生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的风险。但这里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问题：人们平时说的“肝癌”，其实并不只有一种。

最常见的是肝细胞癌，癌细胞来源于肝细胞；吴先生后来确诊的却是另一种——肝内胆管癌，它起源于肝脏内部胆管的上皮细胞。两种癌虽然都长在肝脏里，但生物学特点和治疗方法并不相同。

2016年5月，吴先生在一次常规腹部B超中发现肝脏占位。所谓“占位”，只是影像科对异常病灶的一种描述，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还需要进一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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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当时身体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肚子一点也不疼，不恶心，不呕吐，没有反酸发热，一点难受感都没有。”

然而当时病灶已经长到约5厘米。

肝脏内部的肿瘤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悄无声息地生长，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乙肝、肝硬化患者即使没有症状，也需要规律检查。吴先生坚持多年的随访，最终让这个没有任何感觉的肿瘤暴露了出来。

进一步的MRI、PET-CT等检查提示恶性肿瘤可能性很高，并发现了可疑淋巴结转移。经过评估，吴先生当时仍有手术机会，于是在北京一家知名三甲医院接受了开腹右半肝切除，同时清扫相关区域淋巴结。

真正决定疾病性质的，是术后的病理报告。

低分化肝内胆管癌，并存在脉管侵犯、周围组织侵犯及淋巴结转移。

“低分化”意味着癌细胞已经与正常细胞差别很大，通常提示恶性程度较高；“脉管侵犯”则意味着显微镜下已经能够看到癌细胞进入血管或淋巴管。再加上淋巴结转移，这几项结果都指向同一件事：

虽然肉眼能够看到的肿瘤已经通过手术切除，但复发风险并不低。

手术一个多月后，吴先生开始接受辅助化疗。2016年8月至11月，他接受了白蛋白紫杉醇联合替吉奥治疗。

过程并不轻松。严重的骨髓抑制让他的白细胞等指标下降，需要接受升白治疗，同时还要努力维持饮食和体力。

“真的特别难受，可我必须得去啊，因为我还想看到孙子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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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化疗结束。之后几次复查都没有发现明显异常，但吴先生并没有因此彻底放下心来。他开始研究一件尚未发生的事：

如果复发，下一步怎么办？

2017年，吴先生开始大量查阅肝内胆管癌资料。他想知道，如果以后真的复发，还有哪些治疗方式；如果传统治疗效果有限，还有没有新药；国外是否正在开展一些当时国内无法参加的临床试验。

“指不定哪一天就会复发了，这么恶的病，自己不提前做好准备，到时候肯定抓瞎。”

也就在这一时期，他提前了解了美国擅长肝内胆管癌的医院、专家以及一些临床试验信息，并把签证等手续一并准备好。

当时，他的复查结果仍然不错，这些准备甚至显得有些“过早”。

但在几个月以后，它们全都派上了用场。

2017年7月，一次复查发现吴先生肝脏内重新出现可疑病灶，进一步PET-CT检查确认肿瘤复发。根据当时病灶情况，他接受了微波消融。

简单来说，这是一种把特殊针送入肿瘤内部，利用高温使肿瘤组织坏死的局部治疗，对部分位置和大小合适的病灶来说，创伤比再次进行大型开腹手术更小。

治疗很顺利，但仅仅5个月后，肿瘤再次出现，而且这一次，影像显示肝内已经出现多个病灶。

局部处理一两个肿瘤，与面对肝脏里散在的多发病灶，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治疗局面。

吴先生此前做过的那些准备，此时从“备用方案”变成了现实。

“这下我觉得是时候去美国了。”

因为远程咨询、医院筛选和签证都已提前完成，从决定出发到抵达美国，他只用了大约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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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吴先生来到了位于波士顿的一家哈佛大学医学院合作教学医院。

美国医生先安排吴先生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项是基因检测。

如果把“肝内胆管癌”看作癌症的第一张身份证，那么基因检测寻找的，就是它更深一层的身份信息。同样得了肝内胆管癌，不同患者癌细胞内部真正发生故障的基因可能完全不同，而这些差异，有时会直接影响后续用药。

吴先生的检测结果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FGFR2基因融合。

所谓“基因融合”，可以简单理解为两段原本不应该连接在一起的基因发生了异常拼接，由此持续向癌细胞发送生长信号。

而FGFR2，正是科学家当时已经开始重点研究的胆管癌靶点之一。

更巧的是，吴先生的主治医生正在参与一项针对FGFR异常肿瘤的新药临床试验，药物代号是TAS-120。

一边，是一个已经经历手术、化疗、消融，又再次复发的患者；另一边，是一款尚未上市、仍在验证疗效和安全性的新药。把两者连接起来的，就是那份基因检测报告。

临床试验并不是“申请就能加入”。癌症类型、既往治疗、肝肾功能、整体身体状态，甚至其他慢性疾病，都可能影响能否入组。吴先生还有几十年的乙肝病史，美国医生因此专门与试验方沟通了相关风险。

最终，他通过了审核，可以入组。

2018年1月，吴先生正式开始服用TAS-120。没有人知道这款药是否会对吴先生有效。

用药不久，吴先生先遭遇了副作用——血磷升高。

FGFR信号参与人体磷代谢调节，因此阻断这条通路后，高磷血症后来被证明是这类药物非常典型的不良反应。医生为他使用降磷药，同时调整饮食，血磷逐渐得到控制。

随后，真正重要的变化出现了：用药大约3周后，复查影像显示肿瘤病灶明显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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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吴先生进入了病情稳定期，他按照要求定期回医院复诊、取药。

随着治疗继续，他的手脚指甲开始发黄、松动，这同样属于后来逐渐被认识的FGFR抑制剂副作用。吴先生接受了它们。

“身体小小的不便，总比没药吃要好多。”

吴先生当年使用的TAS-120，后来拥有了正式名字——futibatinib（商品名Lytgobi）。

2022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加速批准这款药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治疗、无法手术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携带FGFR2融合或其他重排的肝内胆管癌患者。

也就是说，吴先生在这款药获批大约4年前，就通过赴美参加临床试验提前用上了它。

后来公布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条治疗思路：在携带FGFR2融合或重排、既往接受过治疗的肝内胆管癌患者中，futibatinib可以让一部分患者的肿瘤明显缩小，而且疗效能够维持较长时间。

吴先生当年经历的高磷血症、指甲异常，也都成为后来这类药物被广泛认识的典型副作用。

变化并不局限于这一个药。

2017年前后，无法手术的晚期胆道癌进入全身治疗后，核心方案长期以吉西他滨联合顺铂化疗为主。此后，免疫治疗强势加入进来，如今“免疫治疗＋化疗”已经成为晚期胆道癌重要的一线治疗方式之一。

肿瘤基因检测也发生了变化。

吴先生是在多次复发、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FGFR2融合。放在当年并不奇怪，因为那时真正有成熟药物对应的分子靶点很少，即使提前检测也没有现成药物可以使用。

今天情况已经不同。对于需要接受全身治疗的晚期胆道癌患者，分子检测越来越强调提前进行。医生关注的也不再只有FGFR2，还包括IDH1、BRAF、HER2、NTRK、RET等可能影响后续治疗选择的分子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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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赴美就医时，美国医生所依据的，已经是当时能够掌握的前沿医学信息。但仅仅几年过去，一些当年的新理念、新方案，今天已经有了更新的答案。

肿瘤医学发展的速度，远比很多人想象得更快。

这种变化至今仍在发生。

很多在今天还没有被写进指南、没有获批的方案，已经在美国部分大型癌症中心开展临床试验，几年之后，可能会成为新的标准治疗！

当然，想要抓住这样的机会，除了医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患者自己的用心。吴先生之所以能在肿瘤再次复发、肝内已经出现多发病灶时迅速赴美，并很快匹配到合适的临床试验，一个重要原因是：

早在肿瘤尚未复发时，他就已经开始思考“如果复发，下一步怎么办”。

当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这些看似过早的准备（学习知识、远程会诊等），让他少走了很多弯路，也为自己争取到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

面对癌症，未雨绸缪不能保证一定能击败癌症，但它至少能让患者在病情反复、亟需做出重大选择的时候多几分底气，争取更多的治疗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