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厘米肿瘤、骨转移、脑转移、无药可用…他被推着走进医院，却在美国实现“肿瘤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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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年10月的一个下午，来自中国北方的常先生（化名）被家人推下车，缓缓驶入MD安德森癌症中心。轮椅发出的轻微摩擦声，在宽阔的门厅里显得格外清晰。

过去一年里，他与小细胞肺癌周旋，经历了国内可用的几乎所有治疗：化疗、放疗、全脑预防性照射，甚至包括中药调理。但肿瘤的增长从未真正停下。

当身体被消耗得越来越衰弱，常规治疗手段已全部用尽，这趟远行成为一家人最后能想到的求生方向。

初到美国时，常先生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

由于小细胞肺癌生长极为迅速，此类患者不得不面临非常密集的化疗，多轮化疗后，常先生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

雪上加霜的是，此时常先生的身体无法耐受之后的化疗——副作用导致他的白细胞计数跌破安全线，非常危险。

后有追兵，前无出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常先生和家人们四处打听可能有效又比较“温和”的治疗方法。但当时，国内已经没有其他可用方案了。

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常先生决心去医疗发达的美国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说，这是走投无路下的无奈选择。

出国前，常先生已经听说了有一种名为“Rova-T”的临床试验药物，专门针对小细胞肺癌。于是抵达美国后，他立即咨询自己的主治医生能否用上该药。

*Rova-T是当时一款在研的靶向药，专门针对小细胞肺癌细胞携带的DLL3“标记”。遗憾的是该药在临床试验阶段遭遇失败。但多年以后，这款“先驱药”针对的DLL3靶点，已经成功用于其他小细胞肺癌的新药开发，如全球第一款靶向DLL3的小细胞肺癌双特异性T细胞接合剂（BiTE）——塔拉妥单抗。

MD安德森当时正在开展ROVA-T的临床试验，常先生也确实有可能入组。但在那之前，他还需要做一系列检查，明确他符合入组标准——比如需要被检出为DLL3阳性、不能有脑转移等等。

DLL3的检测分析需要大约3-4周时间。在此期间，常先生的症状持续加重：咳血增多，走路气短，右腿疼得更频繁。

“只要能入组，吃这些苦都是值得的。”常先生这样想着。

4周后，常先生拿到了“DLL3阳性”的通知，理论上他符合Rova-T的入组条件了。但在入组前，常先生还必须再做一次脑部MRI（核磁），确定没有脑转移（上次检查没有转移）。

结果令常先生难以接受：他的大脑出现了3个转移灶，因此无法入组！

为治疗脑转移，医生安排了伽马刀（精准放疗的一种）治疗，结果就在做定位时，又发现了第4个脑转移，可见病情进展之迅速！

放疗消灭4处转移后。接下来常先生陷入了非常悲观的情绪中：

如果想要再申请入组Rova-T试验，必须在之后一个月的观察期中，确定脑病灶稳定（放疗后脑转移不会立刻消失），且没有任何新增脑转移。

但谁能保证上次的遭遇不再重演？

就在常先生陷入巨大困境之际，主治医生M博士找他进行了一次非常关键的对话。

M博士坦诚地告诉常先生，由于已历经大量化疗，他的骨髓受损严重，再继续化疗风险极大。而在病情快速进展时继续被动等待Rova-T入组机会，也是不明智的。

M博士提出了一条新的治疗路径：

参与MD安德森开展的另一项“双免疫治疗”临床试验，所用药物为PD-1免疫药物纳武单抗和CTLA-4免疫药物伊匹单抗。

在当时，这套中国患者可能没人听说过的前沿组合方案，虽然尚未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小细胞肺癌，但已被写进美国国家指南，是“有研究支持的可选方案”。

M博士补充了一个关键的数据：“目前试验显示，该方案的有效应答率（治疗起效率）大约在25%左右，但我有患者用药后病情稳定了2年以上。”

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前提下，常先生决定入组该试验。

第一次治疗后：

常先生几乎没有明显不适。过了两周左右，常先生发现咳嗽似乎有所减少，咳出来的血不再是鲜红色的新鲜出血，而是变成颜色较深的血，血液似乎也有所减少。这些小小改变无疑是好的开始。

第二次治疗后：

影像结果显示，常先生的左肺7厘米肿瘤缩小到了4厘米左右，胸腔积液全都消失了。他腹膜后的转移瘤也显著缩小。M博士惊讶地表示，这是他见过疗效最显著的案例。常先生一家人非常开心，对治疗充满信心。

第三次治疗后：

常先生不再咳血，右腿骨转移带来的疼痛开始减轻，全身体感明显更好了。不过他的白细胞数量有所下降，经对症治疗后得到解决。

第四次治疗开始前，常先生的左肺肿瘤从4厘米缩小到了2.8厘米，腹膜后的转移瘤完全消失。白细胞也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又经过一段时间治疗，M博士为常先生停用了CTLA-4免疫药物伊匹单抗，改为PD-1免疫药物纳武单抗单药“维持治疗”。而后面几次评估显示，他的肺部肿瘤仍未反弹，纵膈淋巴结稳定、髋骨转移无进展。

更重要的是，常先生的体感得到了巨大改善，堪称质变！

他的胸闷气短消失了，睡眠质量良好，饮食也变得很不错。他腿部的疼痛也几乎消失了，因此可以摆脱轮椅进行少量行走。

来源：摄图网

再往后，M博士逐渐将维持治疗的周期拉长，从3周一次改为4周一次，然后又改为6周一次。常先生的病情依然没有任何变坏的迹象。

在后续的影像中，他的身体里已经看不到任何肿瘤（只剩一些“疤痕”）。这个状态在临床上称为cancer-free（影像学无病灶）。

不过M博士告诉他，维持治疗是不能停药的，需要一直用下去。“只要药物有效、能耐受，那就一直继续下去，这是对你最安全也最稳妥的治疗方式。”

就这样，常先生最终维持无瘤状态超过了5年，进入了“临床治愈”阶段。

他的生活也重新步入了正轨：可以跑步、运动，饮食正常；可以在家人的陪伴下外出旅行，也可以在家里做做家务，含饴弄孙。这对于一个曾经有着骨转移、脑转移的晚期患者来说，非常难得。

现如今，常先生曾经使用的试验性免疫药物，在我国也已成为常见药品；芦比替定、塔拉妥单抗等小细胞肺癌新药接连出现，也极大地扩充了患者的“抗癌武器库”。

在诸如MD安德森之类的全球权威癌症中心，还有许多充满潜力的新药，正在稳步向全球小细胞肺癌患者走来。

来源：摄图网

所以在今天，即便遭遇小细胞肺癌或其他癌症，即便已经进入晚期、甚至被人告知“已无办法”，也并非只能绝望。在医疗全球化的今天，只要您有需要，全球最优质的医疗资源都可能为您提供帮助！

未经尝试，你又怎会知道自己无法像常先生一样，成为一名逆转命运的癌症幸存者呢？

（注：本文根据患者家属口述与采访整理）

参考来源：

https://www.fda.gov/drugs/resources-information-approved-drugs/fda-grants-accelerated-approval-ipilimumab-msi-h-or-dmmr-metastatic-colorectal-cancer?utm_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