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新增癌症逼近200万！世界药房印度，高官为何屡屡赴美治癌？

一年近200万新增癌症患者。这个数字，正在成为印度不得不直面的公共卫生现实。

9月8日，印度联邦国务部长、总理办公室国务部长Jitendra Singh在中央邦Vidisha为一所新的日间癌症治疗中心揭幕时公开表示：按照目前趋势，到2030年，印度每年新发癌症病例可能达到约200万例。

（来源：印度政府新闻局）

这并非一个凭空出现的警告。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GLOBOCAN数据显示，2022年印度已经出现约141.3万例新发癌症、91.7万例癌症死亡；印度国家癌症登记项目此前预计，到2025年，新发病例将进一步增加到约157万例。

更棘手的是，这些患者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几个拥有顶尖医院的大城市里。印度卫生部门承认，大量综合癌症中心仍集中在大都市，癌症治疗服务仅覆盖约5%的地区级医院；超过70%的患者就诊时已经是进展期。

于是，一个颇具反差的现象出现了：

• 一边，是印度政府努力把化疗、放疗、筛查能力从新德里、孟买等大城市向地方医院下沉；

• 另一边，在过去十多年里，包括国防部长、财政部长、议会事务部长在内的多位印度政坛重量级人物，真正患上癌症之后，却曾不约而同地飞往同一个地方——美国。

其中多人最终走进的，是全球最知名的癌症专科医院之一，也是盛诺一家的官方签约合作医院——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简称MSK）。

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SK）

为什么？

答案可能比“美国有印度没有的抗癌药”复杂得多。

先说一个容易被标题掩盖的事实：印度并不是“单位人口癌症发病率全球最高”的国家。

GLOBOCAN 2022数据显示，印度癌症年龄标化发病率约为98.5/10万人。真正让印度面临巨大压力的，是庞大人口基数所放大的绝对病例规模，再叠加晚诊、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以及患者支付能力差异。

换句话说：患者多，只是第一层问题；患者在哪里被发现、什么时候被发现、发现以后能不能及时得到规范治疗，才是更难的一层。

第一重压力，是庞大的人口与人口老龄化

印度拥有超过14亿人口。即使每10万人癌症发生率没有达到欧美一些国家的水平，只要人口基数足够大，最终形成的患者总数依然惊人。

而随着预期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和生活方式变化，癌症这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所占疾病负担还会继续上升。

2026年9月8日，Jitendra Singh在谈到“2030年约200万例”的预测时，真正想传递的信息也是：印度已经不能再把优质癌症医疗能力只留在少数大城市。

第二重压力，是一些极具印度特征的致癌因素

最典型的就是烟草。印度不仅有卷烟，还有非常普遍的无烟烟草、嚼烟等使用方式。

印度街头常见的烟草摊位，出售Gutka等无烟烟草制品

（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ICMR）下属国家疾病信息与研究中心估计，仅与烟草相关部位的癌症，2025年就可能达到约42.7万例，占印度全部预计新发癌症的27.2%；在男性患者中，这一比例预计达到41.1%。

这也是为什么口腔癌、头颈部肿瘤、肺癌等，在印度构成了非常突出的疾病负担。

第三重压力，是“发现得太晚”

癌症治疗有一个残酷却简单的规律：很多时候，同一种癌症，早一期和晚一期，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

而印度官方的Day Care Cancer Centre项目页面给出了一个极其醒目的数字：超过70%的印度癌症患者就诊时已经处于进展期，问题在农村和医疗服务不足地区尤其突出。

与此同时，印度全国性调查显示，在30-49岁女性中，曾接受乳腺癌相关早期检查的比例仅约9/1000，接受宫颈癌检查的约20/1000；而且富裕家庭、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检查比例明显更高。

所以，印度癌症问题里一直存在一道隐形分界线：你住在哪里，你有多少钱，你是否能接触到筛查和专科医院，可能决定了癌症第一次被发现时究竟是Ⅰ期，还是Ⅳ期。

第四重压力，则直接落到了家庭的钱包上

印度并非没有医保制度。近年来，包括Ayushman Bharat-PMJAY在内的保障项目一直在扩围。但从整个卫生体系看，家庭自付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1-2022年度，印度卫生总支出约占GDP的3.83%，政府卫生支出约占GDP的1.8%；家庭卫生支出，包括自费和自愿商业保险，仍占卫生总支出的44.1%。

癌症尤其残酷。

一项纳入印度7家癌症中心、超过1.2万名患者的研究估计，癌症患者每年直接自付医疗费用平均达到331177卢比。

研究中，因为门诊癌症治疗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患者比例高达80.4%，67%的患者家庭因门诊治疗支出陷入研究定义下的“贫困化”；经济较差的患者承担灾难性支出的风险明显更高。

所以，对于一个普通印度家庭来说，问题不仅是：“有没有药？”

还包括：

• “能不能及时确诊？”

• “附近有没有能做放疗、复杂手术和精准病理的医院？”

• “这个疗程能不能坚持做完？”

• “家里能不能承受？”

而当这些问题落到拥有更多资源的人身上，他们给出的答案，就很值得观察了。

2018年前后，印度政坛曾在很短时间内连续出现多位高级官员罹患癌症。其中至少有三人的赴美治疗经历，有清楚的公开资料可以核实。

1.前国防部长Manohar Parrikar：胰腺癌确诊后，飞往纽约MSK

（来源：Wikimedia Commons）

Manohar Parrikar是印度政坛重量级人物。他曾任印度国防部长，也是果阿邦首席部长。

2018年，Parrikar因胰腺疾病入院，随后被证实患有胰腺癌。

此后，他被送往美国纽约接受治疗。Parrikar 当时在印度的医生、著名肝胆胰外科专家P. Jagannath后来回忆，在确认病情后，团队联系了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SK），随后Parrikar被送往纽约治疗。

Jagannath还回忆，印度总理莫迪探望Parrikar时，希望为其争取当时能够获得的顶尖医疗资源。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印度治不了胰腺癌”。事实上，即便在美国，胰腺癌特别是进展期胰腺癌，同样是全球公认的难治性肿瘤。

真正值得观察的是：当一个患者有能力调动全球医疗资源时，他会尽量寻找病例量更大、亚专科经验更集中、临床研究更多的中心。

2.前财政部长Arun Jaitley：发现肉瘤后，全家直奔纽约

（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另一位是印度前财政部长Arun Jaitley。

2019年初，Jaitley被发现患有肉瘤（sarcoma）。这是一个高度强调亚专科经验的肿瘤类别：来源复杂、病理亚型众多，手术方式、切缘判断以及是否需要放疗、化疗，都对专家经验提出很高要求。

《印度快报》后来披露，Jaitley在印度完成初步诊断之后，与家人一起自费前往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治疗。

由于发现相对较早，他接受了针对肿瘤组织的手术治疗，当时并未立即需要化疗或放疗。甚至在住院期间，他仍持续处理部分政府事务。

3.前议会事务部长Ananth Kumar：肺癌后，同样来到MSK

（来源：Wikimedia Commons）

2018年，印度时任议会事务部长、化工和肥料部长Ananth Kumar被诊断出肺癌。

随后，他前往美国接受治疗。

印度报业托拉斯（PTI）的报道明确提到，Kumar在纽约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接受治疗后，于2018年10月返回印度。

一个月后，他在班加罗尔去世，终年59岁。

三个人，三种不同癌症：胰腺癌、肉瘤、肺癌。

他们的疾病结局也完全不同。所以，这些案例绝不能被简单解释成：“去了美国，就能治好癌症。”

这是错误的。真正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个共同点：当资源约束大幅降低之后，他们都曾把纽约顶尖癌症专科中心纳入自己的治疗路径。

说到这里，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出现了：印度不是“世界药房”吗？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印度仿制药。过去甚至流传着一种非常简单的解释：“印度不保护药品专利，美国一出新药，印度马上就能仿。”

事实上，印度从200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药品产品专利制度，这是印度履行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义务的一部分。

印度真正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在法律框架内，对专利可授予标准、专利异议以及强制许可等机制使用得相对积极，从而在公共健康和专利权之间寻求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平衡。

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癌症领域：2012年，印度针对拜耳的抗癌药索拉非尼（Nexavar）授予Natco强制许可。

印度药企Natco获得强制许可后推出索拉非尼仿制版本Sorafenat（来源：C&EN/AP）

印度政府当时公布的数据是：拜耳版一个月治疗费用约为280428卢比；获得强制许可后，Natco的售价被要求不超过8880卢比/月。

价格下降了97%左右。

本质上，印度和美国之间还存在真实的新药审批和可及性时差。一项比较2011-2015年抗肿瘤和免疫调节新药审批的研究发现，在统计到的67种新药中，美国批准了63种，而印度当时只批准18种。

另一项2004-2018年的跨药物研究也发现，美国药监局（FDA）批准的473种新药里，同期只有193种也获得印度监管机构批准。

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数字来自全球癌症生存研究CONCORD-3。

该研究使用统一方法比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癌症生存情况。对于2010-2014年确诊的女性乳腺癌患者：

• 美国5年净生存率：90.2%

• 印度：66.1%

AI生成示意图

相差超过24个百分点。虽然5年生存率不是“治愈率”。不同国家癌症登记覆盖水平、病例结构和分期构成都有差异，但如此显著的差距，至少揭示了一件事：抗癌从来不是“拿到同一种药”这么简单。

真正组成现代癌症医疗体系的，是一整条链条：

早期筛查→精准影像→高水平病理诊断→分子检测→亚专科专家→多学科会诊→高质量复杂手术→精准放疗→合理系统治疗→临床试验→副作用管理→长期随访。

其中任何一环掉链子，都可能影响患者最后的结果。

• 同样是乳腺癌：如果患者在Ⅰ期就被发现，和出现多发转移之后才第一次走进医院，即使医生手里拥有完全相同的靶向药和化疗药，最终结局也可能截然不同。

  
  

• 同样是胰腺癌手术：能不能做、怎么做、术前是否应该先治疗、切缘怎么控制，都极度依赖中心和团队的病例经验。

  
  

• 同样是一份病理报告：一个罕见肉瘤到底属于哪一种亚型，甚至可能直接改变整套治疗方案。

药品解决的是“用什么治疗”；医疗体系还要解决“诊断对不对、什么时候治、由谁治、怎么组合、失败后下一步怎么办”。

后者，恰恰是顶尖癌症中心最难复制的部分。

回过头看印度高官集体赴美治疗这件事，很容易被表述成一句极具情绪的话：“印度高官自己生病了，就不相信印度医疗了。”

但这样的结论，其实仍然过于简单。

印度本土并不缺优秀肿瘤医生。Tata Memorial Centre、AIIMS等机构，在不少肿瘤领域拥有非常强的临床实力和巨大的病例量。

而美国顶级医院同样不能保证治愈所有癌症。进展期胰腺癌、难治性肺癌、复发肉瘤，即使到了全世界最好的医院，也可能最终无法改变疾病结局。

真正值得理解的，是这些拥有充分资源的人在患重病后的决策逻辑。

AI生成示意图

当金钱、签证、语言、交通不再是主要限制时，他们寻找的通常不只是“一款国内没有的药”。他们购买的，是一种更大的医疗确定性：

• 这个诊断有没有可能错？

• 病理需不需要重新做？

• 有没有专门只治疗这一类少见肿瘤的医生？

• 手术医生一年究竟做多少例同类手术？

• 标准方案失败以后，还有没有临床试验？

• 不同治疗应该按照什么顺序排列？

• 有没有尚未广泛普及的新技术值得尝试？

这恐怕才是印度这些高官和商业精英赴美就医故事中，对普通癌症患者真正有价值的部分。

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庞大的制药工业，可以制造价格极低的仿制药，可以拥有少数世界一流医院。但是，要让14亿人口里的普通患者都能够及时得到准确诊断、优质治疗和持续照护，是完全不同难度的事情。

印度今天面临的癌症挑战，正是如此。

中国也有14亿人口。对国内患者来说，这些故事同样有启示：海外就医的价值，不应该简单理解成“国外有国内没有的药”。

如果印度有国内没有的药，你会选择到印度治疗吗？印度医生的手术经验，会不会比国内医生更多？

当你还在信奉“经验即水平”“美国只是药物多”时，真正掌握权利、资源的人，已经“用脚投票”了。

所谓“用脚投票”，最终投的并不是某一种新药，而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多学科诊疗体系、前沿医学研发与临床转化能力、成熟的医疗技术与服务体系，以及当标准治疗走到尽头时，下一步还有多少种可能。

这，才是癌症就医最底层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