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提出将开展15个重大专项行动，其中“癌症防治行动”的目标之一就是：到2030年，将整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升至不低于46.6%。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报道认为，随着老龄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加上慢性感染、不健康生活方式、环境污染、职业暴露等因素的逐渐的累积，我国癌症防控形势仍将十分严峻。
其实，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比起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10年前我国癌症患者30.9%的生存数据，20年间，我国的癌症5年生存率将提升15.7个百分点，增幅达51%。毫无疑问是个巨大的进步。
但是，如果比之欧美发达国家，则仍有较大的差距。
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公布的数据，美国2009-2015的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已经达到67.1%。另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报道，过去25年，美国的癌症死亡率下降了27%。
（来源：NIH）
死亡率下降，对应的就是生存率的提高。照这样的趋势，到2030年，美国的整体癌症5年生存率可能接近或突破。
为什么我们10年后的目标不到50%，而美国已经有望触达了？美国癌症5年生存率高的“诀窍”究竟在哪里？
新药，还是“方案”？
在近十几年里，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的研发，让人类对抗癌症除了外科手术、放疗、化疗之外，有了更强有力的武器。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的48.7%（中国仅占4.1%）。这意味着，全球近一半的新药都来自美国，看起来确实是美国癌症5年生存率高的有力佐证。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不可否认，各种抗癌新药、特效药的出现，推动了癌症治疗的飞速发展。但归根到底，药只是武器，要想精准命中猎物，还需要精明的猎手；尤其是消灭像癌症这样的“猛兽”，甚至需要多位精英猎手携手作战。
2018年盛诺一家出国看病服务数据显示，赴美治疗的中国癌症患者中，有77%国内原有治疗方案被调整。方案调整的形式多样，包括改变治疗手段、更换治疗顺序、增加或减少治疗步骤、调整药物剂量等。
使用国内没有的新药也是方案调整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但在所有癌症患者中仅占18%。剩余59%的患者没有使用到国内没有的新药、却依然可能受益于方案的调整，这一比例大大高于使用到新药的患者。
这样的结果出乎了大多数人的意料，原因何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方案的改变？
1、诊断不同，治疗方案自然改变
盛诺一家服务数据显示，在这77%的方案调整患者中，有12%是源于出国看病后诊断结果发生了改变。
上海的曹先生就遭遇了此类情况。
2017年，他在国内被诊断为皮肤基底癌，并进行了肿瘤切除手术以及一年25次的放疗。但结束治疗后不久，癌细胞再次复发了，他通过盛诺一家前往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治疗。美国专家根据病理分析发现了腺癌细胞，证明皮肤病变只是表现形式，真正的病因是结肠癌皮肤转移。
MD安德森癌症中心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据《健康报》报道，《临床误诊误治》杂志主编陈晓红曾组织30多位临床医生对国内1500多万条误诊文献信息进行归纳、统计、分析，得出20年来，中国的年度误诊率在26%-31%之间。
而癌症是误诊的重灾区。据人民网转自《兰州晨报》的报道数据显示，国内肠癌的平均误诊率在40%-50%不等。此外还有胃癌、乳腺癌、卵巢癌、胰腺癌、脑瘤等，都是极易被误诊的病种。清晰的诊断是实施正确治疗的前提，误诊带来的，通常是误治，继而给患者造成不必要且不可逆的身心创伤。
在医学界，公认的疾病诊断“金标准”是病理活检。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对病理医生亚专科化发展。以美国癌症治疗的标杆医院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为例，该院病理科医生多达68人，另外还有一支人数众多的技师和医生助手团队。
相比之下，受制于资金和管理模式等因素制约，中国病理科人才储备不足。据《解放日报》报道，一般的三甲医院病理医生只有10人左右。不少癌症患者甚至没有经过病理活检，就被推上了手术台。
2、多学科协作，减少落后的治疗
改变治疗方案的非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多学科协作诊疗。
在我国，医生们比较习惯单打独斗，然而癌症治疗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比起依靠某个外科“一把刀”或权威教授，美国医院更看重团队协作。
如今，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施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也叫MDT），在医院不是患者找医生，而是多学科医生围着患者转：门诊时患者不需要换房间，一个医生出去了再换另一个医生进来。
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多学科讨论
（图片来源：棱镜）
“曾经我以为没路可走了。”身患前列腺癌四期的杨涛几乎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到美国的，当时癌细胞已侵入膀胱、直肠和肛门，“国内没有医生愿意给我手术，放疗也不能再做了。”
去美国治病耗时三年，杨涛经历了化疗、放疗、1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手术，还使用了先进的免疫疗法，整个治疗方案由泌尿、肛肠、整形科医生和免疫治疗专家共同为他制定。现在，他体内已经发现不到癌细胞了。
在美国，每一位癌症患者身后都有这样一支多学科团队——根据病情需要，将内科肿瘤医生、外科肿瘤医生、肿瘤放疗医生，甚至心理科医生、整形科医生等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针对性的医疗小组。
团队成员发挥自己的长处，共同为患者制定适合的方案。
所谓“一人计算，两人计长”，在国内，单科医生有可能因为专业知识的壁垒，忽视了单种治疗方式对患者其他身体部位引起的连锁反应，但如果是多学科团队共同制定方案，就会考虑到患者的方方面面，避免、减少一些错误和落后的治疗方式，争取更佳治疗效果。
3、医疗理念更注重患者生活质量
除了诊断的差异和诊疗模式的差异，还有一个因素会影响医生为患者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案，那就是医疗的目的和理念。
在14亿人口的中国，很多医生在学习、培养阶段就被灌输了一些观念：尽可能“高效”地处理患者问题。
不高效不行，因为在中国的大多数三甲医院，坐诊医生一天需要看几十上百个号，单次门诊花费的时间过长，后面的病人兴许就坐不住了，而医生也可能从早看到晚都无法完成当日的门诊任务。
而在美国，医学教育会让医院和医生更加注重于：尽可能“全面”地解决患者问题。
“全面”与“高效”，看起来只是两个字的差别，反映到临床可能就意味着为单个患者投入的医疗资源的巨大差异：门诊时长、医患比、医护比、床护比，等等。
即便是癌症患者，他们的需求也不仅仅是活下去，是否能够减少治疗痛苦？是否还能保全病灶所在的脏器？是否还能保留肢体运动功能？是否还能有生育机会？是否还能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
比如乳腺癌，据《BMC癌症》2011年8月发表的一项全国性多中心10年女性乳腺癌回顾性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女性乳腺癌患者中，接受保乳手术的只有5.5%；另据《肿瘤外科学年鉴》2009年10月发表的一项对5865例患者的治疗选择分析，美国的女性乳腺癌患者中有64%接受了保乳术。
而数据显示，即便为大多数乳腺癌患者选择了保乳治疗，美国的乳腺癌5年生存率仍然高于中国。
美国医院独有的AMIGO手术系统，
手术过程中可借助MRI影像即时查看手术效果
避免二次手术
不止是乳腺癌，还有子宫肌瘤切除子宫、骨肉瘤截肢等，都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近日《健康时报》就发表报道，超声医疗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重庆医科大学王智彪教授指出，我国每年切除子宫将近两百万，其中一半可不切！
而这样的治疗是不可逆的。同样是活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却截然不同。
结语
在盛诺一家病友群中，经常会有患者问到，某种“神奇”的新药、疗法是否靠谱？
我想告诉他们的是，与其追求“神奇”的新药和疗法（事实上大部分并不靠谱），对患者来说，获取明确的诊断和适合自己的个性化治疗方案更有价值。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我们已经掌握了非常多的对抗癌症的方法和手段，关键是怎么去选择和组合：质子治疗靠谱吗？靠谱，但出国看病患者适用的非常少；PD-1神奇吗？神奇，但有效率同样只限于小部分患者……
而且，你完全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在癌症治疗过程中，医生和患者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共同的敌人就是癌细胞。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治疗方案的选择毫无疑问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那是医生的职责，不要想着百度查阅一些资料就可以超越医生。患者和家属需要做的，是尽己所能，选择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医生……
然后，给予他们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