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骨癌”传闻登热搜，关于多发性骨髓瘤我们应该知道的事

近日，英国前王室管家保罗·巴勒尔在新书中爆料：伊丽莎白二世曾于2021年确诊多发性骨髓瘤，俗称“骨癌”。

（来源：微博热搜）

其实，类似说法并非首次出现——2024年，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回忆录中也称女王生前患有“某种骨癌”；而更早在2022年，作家布兰德雷斯在传记里就提到听闻女王患“某种骨髓瘤”。

不过，苏格兰国家档案局公布的官方死亡证明写明女王死因为“年迈”（old age），并未出现“癌症”字样。

这意味着：关于病种细节，至今并无宫方确认，更多仍停留在当事人回忆与传记作者的转述层面。

伊丽莎白二世

不论传闻真假，女王故事之外，我们其实更需要关注：“多发性骨髓瘤”到底是种什么癌症？为什么把它称作“骨癌”？一旦遭遇，如何求生？

“多发性骨髓瘤”是源自骨髓里浆细胞的一种血液肿瘤。

它不是从骨头表面长出来的实体肿瘤，而是异常浆细胞在骨髓里克隆性增殖，分泌异常免疫球蛋白，进而引起骨质破坏、贫血、易感染、肾损伤和高钙血症等。

骨痛、乏力、反复感染、骨折，正是患者常见的体验。也因此，公众常把它直观地称为“骨癌”。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面向公众的科普页，将“背部/髋部/肋部骨痛、疲倦、气短、反复感染、口渴多尿、体重下降”等列为主要信号，这与临床经典的“CRAB”问题（高钙Calcium↑、肾功能受损Renal、贫血Anemia、骨损Bone）相呼应。

（来源：摄图网）

从流行病学看，骨髓瘤占全部癌症新发病例约1%-2%，在血液肿瘤中却占重要席位。

GLOBOCAN的全球数据提示：其发病率随年龄明显上升，多见于老年人群，地区与人群间存在差异；死亡负担亦不容忽视。

为什么治疗难？

过去20年，蛋白酶体抑制剂（如硼替佐米），免疫调节药（来那度胺、泊马度胺），抗CD38抗体（达雷妥尤单抗/伊沙妥昔单抗），与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共同构成“诱导—移植—维持”的治疗主线。

美国综合癌症网络（NCCN）2025版指南要点与美国/欧洲共识均将“D-VRd”（达雷妥尤单抗+硼替佐米+来那度胺+地塞米松）等四联方案列为移植适应人群的一线强选，维持阶段常规推荐来那度胺，部分高危患者可联合硼替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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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迎来了多个里程碑：

1、CAR-T把“个体化活药”推进到更早线

以靶向BCMA的CAR-T为代表（如ciltacabtagene autoleucel，商品名Carvykti），最初用于四线以后高度复治难治患者，如今证据进步推动其逐步前移。美国FDA在2024年更新了Carvykti的适应证，使其可用于更早治疗线次（至少1线、且对来那度胺耐药的复发/难治患者），被认为可能重塑复发序列。

2、双特异抗体“即插即用”的免疫打击

双抗一端拉T细胞，一端拉肿瘤细胞，像把“士兵的手”直接牵到“敌人衣领”。BCMA靶向的teclistamab、elranatamab，及GPRC5D靶向的talquetamab，相继获得监管批准用于复治难治患者，在真实世界和临床研究中呈现60%-70%以上的客观缓解率，中位无进展生存期约一年。

新机制管线在路上： 新一代Cereblon调节剂（如iberdomide/“艾泊度胺”、mezigdomide）在早期研究中显示活性；MRD（微小残留病灶）指导的疗程调整也在推进：多个临床试验研究（MASTER、ADVANCE等）探索“达到深度MRD阴性后是否可减量或停治”“MRD阳性是否应强化或前移移植”。

这意味着，未来疗程可能不再“一刀切”，而与“清道夫”级别的MRD阴性持续时间挂钩。

3、循证与指南更新的合流

在2024-2025年的学术会上，关于初治四联、维持阶段是否加入单抗、以及不适合移植人群的最佳一线组合，出现多项“实践改变”级别证据；NCCN 2025版洞见、EHA-EMN 2025年更新指南，均在诊断路径、风险分层与序贯策略上给出新建议。

对患者而言，最大的红利是：治疗手段更多，组合更灵活，长期生存与长期生活质量的“平衡木”更有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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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里，女王据称“规律输血缓解贫血、戒酒、自我约束并坚持完成职责”。

这些做法在血液肿瘤的支持治疗框架内并不稀奇：骨髓瘤患者常伴贫血，必要时的输血/促红素类应用、积极预防感染、骨保护（双膦酸盐/地诺单抗）、肾脏保护与水化、抗病毒/抗菌预防，都是“保住身子骨”的关键；过量饮酒会影响骨髓与免疫，限制饮酒有助风险控制。

当然，任何支持治疗都应在专业团队评估与随访下进行。

更重要的是“系统性的医疗决策”。肿瘤治疗已从“单兵突进”转为“团队作战”。欧美权威中心早已把MDT（多学科协作诊疗）作为常态：血液科、放射影像、病理、肾内、骨科/放疗、感染、康复与心理共同评估，既避免误诊，又尽量规避“落后疗法”。

这一点在临床故事中反复被验证。

与此同时，“手术/治疗要快刀斩乱麻”的直觉，并不总是对的。大样本研究显示，部分癌种在完成必要检查与病理确诊、并进行MDT讨论后再行治疗，反而更有利于生存；草率的“先上手术台”，可能因诊断不完整而贻误病情。

这种“先诊断后决策”的理性，也适用于血液肿瘤的治疗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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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视角拉回医疗体系层面，“好医疗”不是靠某一个“神医”的手，也不是靠“做了多少台手术”的数字游戏，而是覆盖诊前评估、影像/病理质量、围治疗协同、术后与长期随访、家庭与社区护理在内的闭环体系。

东西方医院在这些环节的投入与执行标准，直接影响到患者体验与结局，这些经验同样能启发我们在血液肿瘤长期管理中的组织与配套。

1.识别信号，尽早评估。

持续的骨痛（尤其背、髋、肋）、莫名其妙的疲劳与贫血、反复感染、肾功能指标异常、血钙升高、无法解释的体重下降，都是应当就医的信号。

基层即可完成初筛：血常规、肾功与钙、血清/尿液单克隆蛋白（电泳+免疫固定）、游离轻链；进一步由血液科做骨髓、全身影像（低剂量CT、PET/CT或MRI）与国际标准分期/风险评估。

2.相信指南，个体为王。

初治方案选择、是否行自体移植、维持多久、复发后如何序贯，都应参考权威指南与本国可及性，结合个人年龄、合并症、细胞遗传学风险、治疗目标与耐受性共同决定。不要拿“别人家”的方案一概套用自己。

3.重视支持治疗，别把“抗癌”只理解为“杀瘤”。

抗感染与疫苗、贫血与营养、骨保护与防跌倒、肾脏保护与水化、神经病变管理与康复、心理与社会支持，都是延长生命、提升生活质量的“底盘”。很多时候，延寿来自“修底盘”。 

4.必要时，第二意见/多学科会诊。

面对复杂决策（尤其是“是否启用高风险治疗”“是否前移细胞治疗/双抗”“临床试验是否合适”），请勇于寻求第二意见或MDT；跨中心甚至跨国远程会诊，常常能提供不同视角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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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注前沿，但理性评估风险与可及性。

CAR-T与双抗极具潜力，但也伴随感染、低丙球血症、细胞因子风暴等风险，且在一些国家/地区存在名额与经济可及性的现实门槛。与团队一道，评估利弊与时机，规划预防与随访。

皇室秘辛毕竟属于少数人的故事；而科学就医是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考题。

多发性骨髓瘤并非“绝望”的代名词——它更像是一场与“复读机”对手的马拉松：我们需要更多耐心，更系统的策略，和不断更新的武器库。